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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帝利怎么读 刹帝利怎么读拼音

支那,印度,中国刹帝利怎么读 刹帝利怎么读拼音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再言“广州说”。自佛教东传以来，广州即为西域僧徒自海路进入中国的主要港口，故对这些西域僧人而言，进入广州即进入支那，并非因为广州有“支那”之号。

　　再言“无义说”，笔者认为，此乃因唐人未明“支那”本义而以无义说之。

　　再言“思维说”，此亦不可信。思维的梵文作cintāna，与震旦（或译作真丹、振旦等）的梵文Cīnasthāna音近，故此说当属音近而义混之例。如慧皎《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之母将去天竺时，谓什曰：“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土，唯尔之力。”（《大正》50.331A）显然，如果Cīna兼有东土和“思维”之义，则此文难通；反之，如果把Cīna的“思维”义剔除，而把这里的“真丹”视为梵文cintāna，则其义可解。

　　再言“衣冠文物说”，此论实蹈孔颖达注《左传·定公十年》时所说的“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故亦不可信。　

　　至于“边地说”，此说曾为列维、冯承钧、夏曾佑等袭用，故当稍言之。笔者认为，此说之缘起实与古代印度雅利安人以自己为文明中心的观念有关，而与Cīna本义无涉。在这种观念下，中天竺被称为madhyadeśa，意即“中国”、“中土”；或称为āryadeśa，意即高贵者之居地，汉译作“圣方”（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大正》54.222A）。与ārya（高贵）对应的是anārya，意即“不可接触者”；或是mleccha，意即“野蛮人”，音译则作“蔑戾车”、“弥戾车”等。与madhyadeśa对应的词则是paradeśa，意即“边地”、“远土”。

　　在古代印度文献中，Cīna人被称为堕落者和野蛮人、Cīna被视为边地的例子随手可拾。例如，《摩奴法论》把支那人和希腊人（Yavana）、基拉塔人（Kirāta）等均称为堕落的刹帝利。[1]史诗《摩诃婆罗多·奇车篇》亦有类似记载。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些佛教信徒乃以天竺为尊，而称支那为边地。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支那国者，蔑戾车地，轻人贱法，诸佛所以不生，志狭垢深，圣贤由兹弗往。”（《大正》50.246A）又如《法显传》记载，法显、道整等汉地僧人初至祗洹精舍时，印度众僧称之为边国之人（《大正》51.860C），以至后来道整等不愿归国。《法显传》述及此事时说：

　　道整既到中国（指中天竺），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大正》51.864B-C）

（三）34种观点的共同缺陷

　　上述三十四种观点，有一部分业已被学界所否定。如日南说，拉克伯里曾予以反驳；滇说，贾尔斯和张星烺曾予以反驳[10]；晋国说，薛克翘研究员曾予以反驳[47]；荆说，汶江[48]和段渝[28]曾予以反驳。在此，我们对这些观点也不再具体讨论。至于上述尚未做讨论的其他各条观点，若从以梵语文献为主的各类材料所记载的Cīna历史地理来看，其实也没有一种观点可以单独成立。

　　根据《摩诃婆罗多》的记载，Cīna人经常和吉罗陀人（Kiratas）一起出现在东光（Pragjyotisa，即迦摩缕波）国王福授的军队中，此为有关于印度东部Cīna人的记载。[49]

　　梵语地理文献《五十六国志》（Sat-pañcāśaddeśa-vibhāga）残卷和《罗摩衍那》第四卷《猴国篇》记载，Cīna亦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北地区。[49]这些内容后又被收入佛教文献《正法念处经》。印度学家列维（S. Lévi，1863-1935）据此认为，支那在葱岭一带。[50]

　　此外，据英国学者西卡尔（Sircar）研究，梵语文献中的支那亦在喜马拉雅北部马纳斯鲁峰（Mānaseśa，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尼泊尔境内）之东南，摩诃支那则从吉罗娑山（Kailāsa，即冈仁波齐峰）萨尔朱河（即孔雀河）远至蒙古。[49]显然，这里的支那包括青藏高原。

《摩诃婆罗多》中的支那在青藏高原（图源：World Digital Library）

　　如前所说，在唐代时期，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并不归属唐版图，且敦煌文献中唐玄宗曾自称唐王朝为“支那”。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和梵语文献一样，唐代文献也把吐蕃称为“震旦”，如《法苑珠林》卷七引《王玄策行传》说：

　　吐蕃国西南有一涌水，平地涌出。激水遂高五六尺，甚热，煮肉即熟，气上冲天，像似气雾。……此泉西北六七十里更有一泉，其热略等，时时盛沸，殷若雷声，诸小泉温往往皆然。今此震旦诸处多有温汤，准此亦是镬汤。（《大正》53.332A）

类似记载亦见于古代阿拉伯历史学家马苏第（Al-Masʻūdī）的《黄金草原》：

　　恒河也是印度的一条河流，它发源于位于该国最为偏僻部分的群山中，即发源于中国（Sin）一侧，紧傍由九姓乌古斯这一突厥小部族居住的地区附近。[51]

显然，这里的“Sin”和《王玄策行传》中的“震旦”是相同的，二者均不当译作“中国”。

四、余论

　　由上可见，古代印度文献中的Cīna既存在于印度东部，也存在印度西北部，同时还存在于印度北部的青藏高原。显然，本文提到的34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目前都还不能对此做出独立解释。

　　这里之所以使用“独立解释”四字，一方面是因为Cīna本身涉及的历史地理信息非常庞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笔者在研究三星堆的过程中认识到，Cīna的内涵有一个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Cīna的内涵，需要我们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结合中去把握。笔者认为，上述34种观点中的羌说、丝说、象雄说、成都说其实都能反映出Cīna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部分内涵；但若要对Cīna内涵的演变过程做出更清晰的描述，则还有待于我们对上述诸说做进一步地整合。

喜爱穿支那丝衣的湿婆神（湿婆之舞，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加强对东亚、中亚和南亚的跨文明研究，特别是中、印之间的跨文明研究是关键。事实上，中、印两地存在的历史联系已经引起了大量学者的注意。比如，李约瑟曾提到中、印两地的二十八宿同源现象，[52]苏秉琦曾提到中、印两地共有的有肩石器文化现象，[53]饶宗颐曾提到中、印两地的古文字刻符相近和相似现象，[54]江晓原曾提到中、印两地的古代宇宙观相似现象，[55]霍巍曾提到中、印共同的水稻文化现象。[56]由此来看，上溯到中、印两大文明的起源时期来分析中、印两大文明的历史关系，恐怕这不仅是解开Cīna词源之谜的可能途径，也很可能是解开中国古代史和印度古代史上若干疑团的关键。关于这方面的深度分析，笔者将在下一部分结合三星堆文化的演变来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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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香雪转译：《摩奴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1页。

［2］德·恰托巴底亚耶：《顺世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4页。

［3］黄永武博士主编：《敦煌宝藏》（第13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版，第439页。

［4］ 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印行。本文简称作《大正》，后接数字依次指册数、页码，字母A、B、C表示上、中、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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