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刹帝利怎么读 刹帝利怎么读拼音
支那,印度,中国刹帝利怎么读 刹帝利怎么读拼音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很多朋友想了解关于刹帝利怎么读的一些资料信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与刹帝利怎么读相关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Cīna词源之谜在婆罗门教经典《摩奴法论》中,Cīna被称为堕落的刹帝利。[1]在密教文献中,Cīna又被记为婆罗门圣者婆喜史多(Vasiṣṭha)接受灌顶的圣地。[2]梵文Cīna,一个纠缠着印度古史中许多疑团的词,从佛典东传开始,它又被许多译经者视为古代中国的代称,以至在敦煌写卷《题梵诗》(伯3986)中,唐玄宗直接就把唐王朝称为了“支那”。[3]
唐玄宗《题梵书》称中国为“支那”(P. 3986)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新唐书·西域列传》中,尸罗逸多(戒日王)对把唐王朝称为“摩诃震旦”却感到困惑。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唐人著作《王玄策行传》把“震旦”之名置于吐蕃地区(《大正》53.332A),[4]而当时的吐蕃却并不在唐王朝版图内。这说明,古代印度人与大量进入中国的佛典译经者对Cīna的理解是有差异的。
众所周知,梵文Cīna是希腊文Sinae、阿拉伯文Sin、法文Chine、英文China等一系列域外语言的词源,这些名称在今天已明确无疑地用来指中国。因此,揭示梵文Cīna本义及其演化为整个中国代称的过程,这对中西交通史特别是中印关系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课题。
从印度文献来看,Cīna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就已经出现,而此时中国的第一个统一政权——秦却并未产生,据此可见,Cīna最初所指称的对象只能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区域政权。当然,这些历史背景对于最初接触佛典的译经者来说,未必全然了解。
随着佛典东传,西晋时期的月氏僧人竺法护(Dharmarakṣa,约229-306)首先把《普曜经》中的Cīna译为了“秦”,成为汉译Cīna的第一人。从西晋到唐初,大量佛经被译介。在这一时期,人们虽未开始研究Cīna词源。不过,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类Cīna译称,却也可以反映当时人们对Cīna内涵的理解。为了便于下文论述,这里我们不妨先介绍一下这些译称。
西域民族是早期佛教东传的主要力量(图为于阗观音像壁画,图:sohu)
由于早期各家译师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不一,Cīna及其同源词的译称在隋唐以前是非常混乱的。这些译称或据义译,或按音翻,或音义兼采,显得十分繁杂。比如,义译类名称就有晋、汉、隋、唐、神州等,音译类名称有止那、至那、脂那、支那等。此外,还有Cīna带前缀mahā-的译名,如摩诃支那、莫诃支那、摩诃支那、大支那、大振那等;有带后缀-sthāna的译名,如震旦、真丹、真旦、振旦等。
到了唐代,我国的一些佛教学者已经开始关注Cīna的词源。十六世纪以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东西方交流日益频密,这时着手研究Cīna词源的中外学者越来越多。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历代研究者就 Cīna词源提出的观点迄今至少已达34种。在这些观点中,虽然有个别观点(如“秦说”)影响力极大,但也并非没有疑问。总的来看,学术界在Cīna词源的认定上仍未达成共识,探索Cīna词源仍然是中外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来概括地介绍一下诸家就Cīna词源提出的各种观点,并提出一点商榷意见。
二、Cīna词源的34种观点以时间为轴线,历代学者对Cīna词源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唐代到十六世纪),研究者以佛教僧众为主,其参考资料主要是佛教文献。在这一时期,由于研究者的材料来源较为狭窄,故其解释多流于猜想,臆造之论甚多。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观点有:
(1)日出之地说。唐道宣(596-667)《广弘明集》卷十三言:“《娄炭经》曰,葱河以东名为震旦。以日初出,耀于东隅,故得名也。”(《大正》52.176B)法琳《辨正论》(《大正》52.525B)和《翻译名义集》(《大正》54.1098B)亦有类似记载。
广州光孝寺(图源:tuxi)
(2)广州说。义净(635-71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记载,距东印度鹿园寺不远有支那寺故址,相传是室利笈多(Śrīgupta)王为支那僧所造。夹注:"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大正》51.5B)又智升《续古今译经图纪》言中印度沙门般剌蜜帝(Pramiti)“展转游化,达我支那,乃于广州制旨道场居止。”夹注:"印度国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大正》55.371C)制旨,《宋高僧传》作“制止”(《大正》50.718C)。制止道场即今广州光孝寺,是六朝以来中国南方的主要译经场。[5]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银盒(仿波斯银盒,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3)无义说。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3《师资之道》夹注:“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大正》54.222A)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七夹注也说:“旧名真丹、振旦者,并非正音,无义可译,惟知是此神州之总名也。”(《大正》55.551C)
(4)思维说。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华严经》第四十五卷《诸菩萨住处品》言,震旦国在甘菩遮和疏勒之间(《大正》10.241C)。慧苑(673-743?)《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卷下说:“震旦国,或曰支那,亦曰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中华藏》59.457B)“计作”,慧琳《一切经音义》作“计诈”(《大正》54.447C)。
华严经七处九会变相图(敦煌莫高窟第17窟)
(5)衣冠文物说。澄观(738-839)《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云:“此云多思惟者。《婆沙》亦云支那,此云汉也。《西域记》云大汉具云摩诃支那,故真谛三藏云衣物意,云是衣冠人物之国,皆是义翻。”(《大正》36.603B)南宋法云《翻译名义集》亦言:“脂那,《婆沙》二音。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二云指难,此云边鄙,即贬挫此方非中国也。《西域记》云摩诃至那,此曰大唐。”(《大正》54.1098B)
(6)边地说。此说已见《翻译名义集》。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承此说:“种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则至难定,今人相率称曰支那。案:支那之称出于印度,其义犹边地也,此与欧人之以蒙古概吾种无异,均不得为定名。”[6]
第二个阶段(十六世纪至近代),研究者以西方学者为主,其参考资料除佛教文献外,也旁及婆罗门教文献、印度史诗和汉语文献等。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研究者开始关注Cīna词源反映的中西交通史背景,这标志着Cīna的词源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观点有:
(7)交趾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葡萄牙冒险家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因在中国福建从事走私活动而被囚数年。后来,伯来拉把他的经历汇编成书,题名为《中国报道》。书中提出,中国的名称China是由邻近的交趾支那(Cochinchina)而来。伯来拉的观点后来又被葡萄牙道明会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 的《中国志》所引用,可参阅。[7]
(8)秦说。细审此说,又分为四:
上一篇:Dilili-嘀哩哩影视
下一篇:返回列表
相关链接 |
||
网友回复(共有 0 条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