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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红楼梦)-周汝昌评红楼梦全集
红楼梦,胡适,先生(周汝昌红楼梦)-周汝昌评红楼梦全集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就算魏广洲见到郑振铎的时间是在5月25日或26日，为燕大收购“庚辰本”写介绍信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在郑振铎的日记中连半个字都没有！魏广洲的谎言至此彻底败露，所谓“庚辰本”转手过程的叙述根本站不住脚——而这恰恰证明陶洙、张伯驹、周汝昌合力贩卖“庚辰本”才是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
魏广洲关于“庚辰本”转手经过的叙述是通盘的谎言，这一事实自然引向对周汝昌历史角色的严重怀疑。周汝昌明明知道所谓“1949年5月，（“庚辰本”）由郑振铎先生的介绍，直接售与燕京大学”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为什么长期不予揭穿，反而引为“一清二楚”的信史呢？
魏广洲在1984年“不厌其烦”地编织和发布毫无根据的谎言，难道他不怕被当场揭穿吗？是名利心太炽促使魏广洲铤而走险，还是他参与了一个精心筹划的合谋骗局甘当枪使呢？这个骗局主谋是谁？参与其事者几何？这些人到底要骗谁？周汝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获得了什么利益？
陶洙伪造的北师大本（左）跟庚辰本（中）和己卯本（右）笔迹的对比。
从现有公开的资料来看，最早声称“庚辰本”是“解放以后经郑振铎先生介绍由燕京大学收藏”的人是齐儆和徐星曙的女婿陈善铭（参见冯其庸著：《论庚辰本》“重印后记”。转引自冀振武：《〈庚辰本〉的转手过程》。《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五年第四辑，第86～87页）。
齐儆是周汝昌的老朋友，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四川大学任教时就与周交好，两人兴致勃勃地共同研究“曹学”（参见“中华文史网”上周汝昌《怆悼金启孮先生》一文）。最早散布齐儆和陈善铭熟知“庚辰本”递藏经历的，恰恰就是周汝昌（参见周汝昌：《异本纪闻》。《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二辑）。
周汝昌完全知道齐儆和陈善铭所谓“1949年5月，（“庚辰本”）由郑振铎先生的介绍，直接售与燕京大学”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为什么还要公开推举呢？谎言的制造者，舍周汝昌其谁？！
这一谎言的首先上当受骗者，不是别人，正是“泰斗”周汝昌的“宿敌”“红学大师”冯其庸！
1980年，冯其庸在《论庚辰本》“重印后记”中就简略地描述了齐儆和陈善铭告知冯有关“庚辰本”转手经过的“石破天惊”（冯其庸语）的信息。周汝昌对此不致一辞。
1995年，冀振武在《红楼梦学刊》当年第四辑上撰文《〈庚辰本〉的转手过程》，转述魏广洲的谎言，周汝昌同样不致一辞。
冯其庸难道不知“庚辰本”是陶洙伪造的吗？当然不是。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就仔细研究过“庚辰本”和“己卯本”原本的冯其庸，当然知道“庚辰本”正是陶洙亲手伪造。“己卯本”中陶洙亲笔抄补的第二十一至第三十回正文及批语的笔迹，跟“庚辰本”对应回目中的笔迹一模一样，以至于这一事实被揭穿后，“红学界”竟然妄断陶洙是“影抄”、“描抄”、“仿抄”了“庚辰本”。
庚辰本和陶洙“抄补”的己卯本正文及朱批笔迹对比。
冯其庸明明知道“庚辰本”是陶洙亲手伪造，为什么还要公开相信齐儆和陈善铭，毫不质疑魏广洲关于“庚辰本”转手经过的连篇鬼话呢？
众所周知，冯其庸对“庚辰本”“一往情深”，不但曾“工笔小楷”仿抄了一部“墨色灿然，精光四射”的“冯抄本”，而且主持了历次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红楼梦》通行本的工作。“庚辰本”是冯其庸的“学术地位”赖以确立乃至“登峰造极”的根基，而关于“庚辰本”转手经过的叙述恰恰又为“庚辰本”提供了一件无与伦比的“合法性”外衣。
冯其庸的可悲在于，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合法性”的外衣正是其“宿敌”周汝昌随手扔给他的。
周汝昌在《异本纪闻》一文中写道：
“争版本”，严真伪，斥篡乱，是我们四十年来的中心工作之一。……从成绩来看，我个人十分佩服冯其庸同志。他最近付梓的《论庚辰本》（按，指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4月第1版），是一部多年来少见的有质量的版本专著。我所得闻于读者方面的反响，一致推许这是一部工力深厚、认真严肃的学术论著，澄清了很多的人为的混乱问题，提出了严密的而不是主观的看法。本文并不拟对这部论著做具体的介绍或评论，只想说明一点，尽管我们之间在个别问题上看法也有差异，在多数问题上，彼此意见是一致或者接近的；但他治学的精勤细密，却是我自愧弗如的。
其庸同志在开卷就注意探寻《庚辰本》的来历，这一点我们也是不约而同。我们除了知道是徐氏旧藏，再想追索更早的来由，就难以为力了。
幸好，最近四川大学哲学系老师齐儆同志，忽然提供了一项难得的资料，因乘此文之便，记述下来，也足备红学版本史上的一段掌故。
（周汝昌：《异本纪闻》。《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二辑，第159～160页。）
在我看来，周汝昌的以上几段文字，句句都是对冯其庸无情的“捧杀”、恶毒的嘲讽和残酷的戏弄。遭此劫难的当然不止冯其庸一人，冯派“红学家”，乃至整个“红学界”都被周汝昌揉捏于掌心之中。
冯其庸，乃至“红学界”任何信奉“庚辰本”的“红学家”，敢于否定“庚辰本”，揭穿数十年的骗局，公开与周汝昌叫板吗？如此一来，冯其庸们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学术生命”和“大厦”将一朝瓦解，粉身碎骨。
“庚辰本”的“合法”存在，最大“功用”就是“腰斩红楼”，将现存曹頫原著的后40回定为“续作”。只要“续作说”还能够“合法合理”地存在一天，周汝昌们关于《红楼梦》“探佚”的连篇累牍的荒腔走板就将继续毫发无损。
周汝昌造假，本有“前科”。1973年左右，“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忽然面世，包括著名学者吴世昌、徐恭时在内的大批“红学家”上当受骗，为之鼓吹欢呼。1979年，周汝昌终于公开承认此试前六句是其“试补”。刘梦溪总结说：“聚讼多时，红学界为之惊诧的曹雪芹佚诗案，终于了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354页。）
但是，刘梦溪所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至少冯其庸阵营的“红学家”沈治钧和蔡义江等人就紧抓着周汝昌这一造假事件不肯放松，并指责周汝昌在其大作《红楼梦新证》中伪造了“清代诗人”“周氏《爽秋楼歌句》”《 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
沈治钧谴责周汝昌当年的造假使吴世昌、徐恭时、俞平伯、顾颉刚等“众多学者的一世英名，惨遭这起学术‘骗案’的污损”（参见沈治钧：《日望西山餐暮霞——有关曹雪芹在西山诗词八首笺议》。《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三辑，第103页）；但是“周氏《爽秋楼歌句》”的造假，似乎最尴尬的是蔡义江，因为他就“误引”了“周氏《爽秋楼歌句》”为证，论证“曹雪芹死后应葬在西山某地”，自然也是“英名惨遭污损”，不得不在《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四辑上撰文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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