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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红楼梦)-周汝昌评红楼梦全集

红楼梦,胡适,先生(周汝昌红楼梦)-周汝昌评红楼梦全集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吴先生说要留下看看，我说要否明天早晨决定，他说可以。

次日清早我又赶到吴先生家，他告诉我，郑振铎先生从上海到北京来了，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昨天晚间把这本《红楼梦》带给郑先生，已经留在他那里，你和郑先生认识，可以自己到六国饭店找他好了。

我听了以后，连忙骑上自行车，奔到饭店。我和服务员说找郑先生，服务员让我等着，不大一会，郑先生从楼上稳步下来，拉着我的手，很亲热地同我谈话，问我书的情况。郑先生说燕京大学可以买这部书，当即写了介绍信，让我去燕大找陆志韦先生。

我回家来，萧福恒正等着我，我把郑先生的信给他看过，他又去徐家通知我们办理此事经过，徐老太太但催快办。

第二天我又骑车奔海甸，先到燕京大学校长室，说陆校长没来，后到燕东园宿舍，才得见面。陆先生看过郑先生的信，叫我去找聂崇岐先生。聂先生住在成府蒋家胡同，和邓之诚先生住同院，过去我也认识。

见面后魏先生就问我，为什么好几年不给燕大送书。我说胜利以后，潘光旦先生叫我给清华大学图书馆跑新书，每月可作数百元；新华书店、龙门书店、三联书店的同业关系，有给照书的定价打八折至九五折的，收入可得数十元，我的生活赖以维持，可是精力也就全化在这上面了。

聂先生又问《红楼梦》怎么送燕大来的。我将一切经过从头到尾，都给谁看过了，某某先生说过什么话，都据实告诉他。

聂先生听后说：燕大从1946到1948年买了很多的书。每星期规定一天，由齐思和先生、孙楷第先生和我四人共同看书议价（还有一人是谁不知）。这部《红楼梦》要请孙楷第先生看过才能决定，得等一个礼拜。我说须回城里和徐家商量一下。

我回家后即找萧福恒，将聂先生讲的话一一说明，萧又到徐家去一趟，回来说徐老太太同意等一个礼拜。

次晨我就马上骑车奔往海甸成府，把徐家愿意等的话告诉聂先生，我就回来了。

一礼拜以后，又去海甸成府聂先生家，聂先生说，这书孙先生看过，可以要，但书价只能给美金七十元（折合黄金二两），我得到这个准信，赶紧回来，到家太阳已经落了，晚上即找萧福恒，说燕大要是要，只给美金七十元。

萧立刻去徐家商量，过了一夜，萧来对我说，徐家卖了。将这七本也叫拿来了，我说明早就去办。

次日清晨天刚亮，我就骑车出西直门直奔聂处，我说徐家同意卖了，这七本书亦拿来了。聂先生当即到学校办了手续，叫我把书送到图书馆找某某写一折合法币五万元的收条，把钱拿到手，这天是1949年5月5日。

我回城以后，立即把钱送给萧福恒，萧又送到徐家。当日下午，萧来我家说，徐家送我们俩每人一袋面钱。我说总算办成了没有白跑，就挺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三十年过去了。1978年间我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又看到这部书。这部书已经焕然改观，装裱为“金镶玉”，订成十二巨本，外加函套，妥慎保藏。回想当年，我为此书奔走，记忆犹新，可是当时预闻其事的郑振铎先生、陆志韦先生、向达先生、潘光旦先生、聂崇岐先生、傅惜华先生、杜颖陶先生都已先后逝世，知道此书的人不多了。因此我不厌其烦地把这部写本以及交涉收购情况详细记录下来，虽然比较琐碎，也可以说是这一珍贵写本流传过程中的一段插曲吧。

我要敦请关注真相的广大读者仔细阅读魏广洲活灵活现的叙述，有关“庚辰本”入藏燕京大学的时间、人物、地点一清二楚，跟陶洙、张伯驹和周汝昌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在《一代名士张伯驹》之《序》这篇纪念文章中，周汝昌写道：

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 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任凤霞著：《一代名士张伯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3页。）

在周汝昌的笔下，“庚辰本”被燕京大学购藏，竟然是陶洙、张伯驹和周汝昌三人的“功劳”，这可太神奇了。此前众所周知的是，“庚辰本”被燕京大学购藏跟陶、张、周三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更神奇的是，周汝昌在此前的回忆文章中并没有提及他和张伯驹陶洙三人的“功劳”，而且指出燕京大学购藏“庚辰本”是“由郑振铎先生的介绍”，这一说法与魏广洲的叙述相符合。

2003年5月22日，《光明日报》书评周刊刊发周汝昌的长文《评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抄本》，其中写到周曾向友人齐儆细问“北大本”（按即“庚辰本”）的情况：

他（按指齐儆）从北大本原藏者徐星曙先生（1938年去世）的女婿陈善铭先生亲访得知：北大庚辰本自1932年购于隆福寺后，从未转手出让过，只有抗战期间曾留在周绍良先生家一年，直至1949年5月，由郑振铎先生的介绍，直接售与燕京大学。所有经过一清二楚。

但是，“庚辰本”售出的价钱却有另外的说法。2001年10月18日，周绍良告诉当时到访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曹立波：“陶心如抄过庚辰本。当时庚辰本十两金子, 己卯本一两金子。”“庚辰本的原本，（19）47、48年以前在我伯父家。1949年一根条子（一根金条，相当于十两金子）卖给了燕大。”（曹立波、张俊、杨健：《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17页。）

如果周绍良“十两金子”售价的说法为真，那么不但魏广洲“黄金二两”的说法是谎言，他关于“庚辰本”转手经过的叙述也会全盘崩塌——“一切记忆犹新”的卖书经手人怎么可能会搞错价钱呢？！看来，魏广洲的叙述值得仔细推敲。

从魏广洲的描述来看，自接受“徐老太太”和朋友萧福恒的卖书嘱托，到最终售出“庚辰本”，前后不到两个星期。胡金兆《百年琉璃厂》之《觅得珍本古籍无数 首推“红楼”庚辰抄本》一节也称魏广洲卖书“用去十天左右时间”。

由此反推，魏广洲接受“徐老太太”和朋友萧福恒的卖书嘱托，最早是在1949年4月21日。

我们可以合理推断，1949年4月21日或此后某日，萧福恒带着魏广洲来到徐星曙家，见到“徐老太太”（按，疑为徐星曙遗孀），“徐老太太”嘱托魏广洲代为卖书，“想卖黄金四两，付款可按金价折合流通纸币”。“魏当即和徐老太太商量，可否先拿一本，去和清华、北大（红楼）两校图书馆联系，成与不成很快就给答复。徐老太太同意了，但说最好别超过一星期，不行就送回来。”“萧也一再嘱咐，行不行都要遵守信用。”

当天，魏广洲回家包好书，骑车先后找了“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先生”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先生”，“不料向、潘两位先生异口同声，都说学校暂不能买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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