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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徐良英)
克莱,爱因斯坦,物理学许良英(徐良英)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99年，克莱茵因病从耶鲁退休，耶鲁大学决定在2000年4月举办庆祝会。3月6日，我致信许先生，告知相关情况。许先生收到我的信后立即回复道：
Martin Klein教授的病痛，也牵动了我的心。1983年11月我们访问Yale时，非常感激他对我们的热情款待。他还亲自开车到火车站接我们。他的音容笑貌，至今犹历历在目。在庆贺他退休的盛会时，请代我向他表达真挚的祝贺。[28]
令许先生和我都非常遗憾的是，虽然有两次机会，克莱茵却始终未能来华访问。1994年，我得知克莱茵教授愿意访华后，即告知许先生。他即刻回信写道：
Martin Klein教授想访问中国，我们非常高兴，我即同李佩珊通了电话，讨论这件事。10年前我们曾邀请Harvard的两位物理学史家 Gerald Holton 和 Erwin N. Hiebert，他们于1985年来讲学，在北京的费用全部由科学院负担。但1986以后，由于实行错误的科学政策，基础研究经费逐年减少，而通货膨胀严重，多数研究工作难以维持，因此，要为访华学者负担费用，更是难上加难。
最终，由于种种困难，克莱茵在1990年代访华的设想未能实现。
2005年是联合国所宣布的国际物理年（以纪念爱因斯坦的奇迹年一百周年），恰逢国际科学史大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的杨舰教授和我已经安排好了克莱茵及其夫人来京参加大会及纪念爱因斯坦论坛的日程、经费（其中有周如玲教授的慷慨个人赞助）等事宜，许先生也热切地期待着与克莱茵在北京再次相见、畅叙。然而不幸的是，克莱茵夫人的肺癌在大会召开前夕突然复发，克莱茵因此被迫取消了全部原定的行程，结果再次与访华的机会失之交臂。不久，克莱茵夫人因癌症离世，这对于年逾八旬的克莱茵是个沉重的打击，从而也加重了他自己的癌症病情，失去了远行来华访问的能力。这种结果，成为克莱茵和中国物理学史工作者心中永远的遗憾。
与克莱茵的最后一面
四年后，在2009年春节前夕，我带领全家从新泽西州驱车九个多小时，前往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一所养老院去看望克莱茵，并请他与我们全家一起，在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年夜饭。当时，克莱茵因长期的癌症治疗，身体已经相当瘦弱，但是在我们陪伴他的两天中，精神一直很好。我和他聊了不少事情，其间我再次问到他和库恩的争论。
2009年1月24日，笔者与克莱茵教授在他所在的养老院中交谈。（邹颖拍摄）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1983年许先生在访美时就听说了克莱茵和库恩因为学术争论而影响了个人关系。在我看来，库恩的偏执个是影响他们之间关系的主要原因。克莱茵多次对我说过，在他和库恩发生争论之后，他曾一再向库恩建议在别的研究课题上合作，但是都被库恩拒绝了。在北卡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克莱茵亲口告我，他多年以前曾亲自去参加了库恩的退休庆祝会，会后他主动上前要与库恩握手，然而没想到库恩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转身而去，拒绝了他的善意与和解之举！从克莱茵的言语当中，我能体会到，库恩的非礼行为显然让克莱茵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在我们离开克莱茵所在的养老院两个月之后，我突然接到来自克莱茵女儿的电子邮件，得知克莱茵已于3月28日在睡眠中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84岁。
克莱茵的墓碑（笔者拍摄于2009年9月5日）
克莱茵的骨灰安葬于耶鲁校园中心的Grove墓地中，与美国第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吉布斯的墓碑相距不远。在克莱茵所居住的养老院，每一位老人都会被邀请完成一份调查问卷，回答一系列有关他们各自生平的问题。在克莱茵的答卷中他表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完成《埃伦费斯特传》的下卷，而他对未来的希望则是和平。他还殷切地希望，人们能认真地像所有宗教都强调的那样去做：“待人如待己（treating your fellow man as you would yourself）”！
可以想见，许良英先生对比自己年轻的克莱茵的离世，一定会感到深深的遗憾。四年之后，许先生也离开了我们。许先生和克莱茵之间历经三十余年学术交往所建立起来的真挚友谊，是中美两国学者之间友好交流、相互砥砺促进的一个缩影和范例；他们在20世纪物理学史、特别是爱因斯坦研究工作中的种种成就，都已成为科学史工作者的宝贵思想财富和进一步钻研、创新的基础；他们高尚的品德与严谨的学风，更是我们后来者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致 谢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许平的慷慨支持，其中一部分是由许平根据笔者的英文原作翻译的；王作跃、姚蜀平、孙烈和刘金岩阅读了本文的初稿并提出修改建议。另外，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图书馆档案中心的资深专家 Erica Mosner 女士，批准笔者使用该中心所收藏的档案照片。在此，笔者向他们一并致谢。
参考资料：
[1]除非另有注释，本文中关于克莱茵的生平事迹，均摘译自拙文Danian Hu. "Martin J. Klein: From Physicist to Historian." Physics in Perspective 14, no. 4 (2012): 498-507. 1988年，莱德曼与Melvin Schwartz 和Jack Steinberger因为“发展了中微子束方法和通过发现μ中微子证明轻子的二重态结构 (the neutrino beam method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doublet structure of the leptons 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muon neutrino)”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88.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20. Fri. 6 Nov 2020.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1988/summary/）
[2]1967年，该学院与一街之隔的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合并，成为现在的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3]R. S. Shankland, "Conversations with Albert Einste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31, no. 1 (1963): 47-57.
[4]许良英等编译,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年1月）：489-494，529-532，561-565.
[5]薛定谔担任所长的两个时段为：1940-1945 和1949-1956；1945-1949年间的所长是海特勒 (Walter Heitler)。见"50 Year Report." edited by Dub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Schoo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Dublin, Ireland, 1990): 1, 3, 35, 48, 58; 笔者与克莱茵教授之间的交谈（1990年代后期）。
[6]Ehrenfest, Paul, and Martin J. Klein.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 Co., 1959.
[7]Martin J. Klein, “Max Planck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Quantum Theory,” 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1 (1962), 459-479; “Planck, Entropy, and Quanta, 1901-1906,” The Natural Philosopher 1 (1963), 83-108; “Einstein’s First Paper on Quanta,” 同上, 2 (1963). 59-86; “Einstein and the Wave-Particle Duality,” 同上, 3 (1964), 1-49; “Einstein, Specific Heats, and the Early Quantum Theory,” Science 148 (1965), 173-180; “Thermodynamics and Quanta in Planck’s Work,” Physics Today 19, (November 1966), 23-32; “Thermodynamics in Einstein’s Thought,” Science 157 (1967), 509-516.
[8]这是享誉学术界的一项研究奖金，许多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曾获得过此奖，包括杨振宁（1962）、李政道（1966）、以及本文前面提到的莱德曼（1958）。克莱茵于1958年和1967年两次荣获此奖。见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Directory of Fellows, 1925-1974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1975), 213, 229, 230,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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