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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徐良英)

克莱,爱因斯坦,物理学许良英(徐良英)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最先被译成中文的克莱茵的文章，可能是他为《科学家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撰写的 “爱因斯坦” 条目，译文在80年代初期刊于新近创刊的《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上 [16]。此时，许先生已返回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任职，并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史和爱因斯坦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

1983年底，许先生和另外几位同事作为中国科学史专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美国东海岸，以考察其顶级科学史学术机构。当他们于当年11月访问耶鲁大学时，许先生和克莱茵终于见面了。即使在那次见面的25年之后，许先生仍能向我生动地回忆起当年的访问情景：克莱茵开着自己的轿车，亲自到纽黑文（New Haven）火车站迎接中国代表团，带领他们游览耶鲁的校园，并安排与其他耶鲁大学的杰出历史学家们见面和学术交流 [17]。在耶鲁的午餐会上，许先生还曾与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对话，给许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18] 对于耶鲁之行，许先生后来撰文写道：

耶鲁有一位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史家马丁·克莱因 (Martin Jesse Klein, 1924—), 他于1948年得MIT的物理学博士, 后在开斯（理）工学院任教, 1967年起任耶鲁大学物理学史教授。他和霍耳顿（Gerald Holton）是开展现代物理学史研究的先驱。1962年开始, 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早期量子论、统计力学和热力学历史的论文。五十年代编过埃伦菲斯特（Paul Ehrenfest, 1880-1933）的《科学论文集》(1959年出版), 以后又写过埃伦菲斯特传记（1970年出版）。可惜这本传记只写到1922年为止, 至今尚无继续写下去的计划。他目前在研究吉布斯（J. W. Gibbs, 1830-1903）。吉布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理论物理学家, 也是耶鲁的教授（但有9年无薪金）。在我们准备离开纽黑文前, 布朗代斯大学的施韦伯（Silvan S. Schweber）教授从波士顿开车接我们经诺沃克（Norwalk）回纽约, 在路上他告诉我们：克莱因和库恩两人因观点不同发生争论, 发展到影响个人关系。争论大概发端于克莱因对库恩1978年的著作《黑体辐射理论和量子不连续, 1894—1912》的一篇书评。这篇书评题名《范式丢失了？》, 发表于1979年的《 Isis 》上。书评指出, 库恩原来津津乐道的常规科学、反常科学、范式、危机、革命等等, 在这本正是要大谈科学革命的著作中却一概不见了。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 库恩一反公认的科学史事实, 认为最早把不连续引进物理学的, 不是普朗克1900年的论文, 而是埃伦菲斯特和爱因斯坦1906年的论文, 宣称爱因斯坦1906年的论文（不是1905年提出光量子假说的那篇论文！）“宣告量子论诞生”！这篇书评很有份量, 为维护科学史研究应有的严肃学风作出了贡献。[19]

显然，许先生1983年的美国之行，让他不仅加深了对克莱茵及其工作的了解，而且在追求严谨的学风方面也找到了新的海外知音。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因其《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而闻名全球。然而，其著作中的错误也受到了克莱茵及其他科学史学者的批评。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众所周知，许良英先生是一位极为严谨的学者。任何人，无论他的权势、地位、名气、国籍以及与先生的个人关系如何，一旦许先生发现他们的错误，他都一定会提出严肃而尖锐的批评，绝不循私情。例如，束星北先生是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 “科学理论启蒙老师”，束先生于1979年（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回忆文章，宣称他曾于1928-1929年间在爱因斯坦身边做过 “研究助手”，“帮他（爱因斯坦）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 [20] 当许先生察觉到上述回忆与束先生自己所填写的履历以及其它相关史料不符时，便率先于1992年12月公开对束先生的声称提出挑战和质疑。按照许先生的建议，我检索了爱因斯坦档案，并于1997年8月发现了束星北1943年底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英文信，该信开头第一句话的中译文便是：“很遗憾我还没有机会与您结识”！仅此一句，就已充分证实了许先生的判断，束先生不可能在1920年代末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21] 此外，2008年许先生对席泽宗院士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所提出的批评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2] 在许良英的学术生涯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这方面，克莱茵与许良英先生具有同样刚正不阿的风骨。克莱茵对学术研究的严肃认真态度，不仅体现于上述对库恩的批评，而且清晰地展示在他针对派斯所著的玻尔传记所撰写的书评中。派斯是克莱茵的好友，但是在该书评中，克莱茵却不留情面地批评派斯没有达到他自己在其爱因斯坦传记中所建立的水准，并尖锐地指出派斯的某些论断 “错得离谱（far off the mark）。” [23] 书评发表之后，克莱茵曾私下里对我说，派斯也可能以后就不再跟他说话了。这说明，克莱茵明知其直率的批评可能带来的风险，但是依然坚持秉笔直书。

1983年，当许良英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时，该校的科学史教授查尔斯·外纳（Charles Weiner）赠送给许先生几卷早期的《物理科学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简称HSPS）年刊。外纳是克莱茵以前的学生，他的礼物使这一种重要的现代物理学史期刊在中国有了完整的收藏 [24] 。早期的几卷 HSPS 刊登了数篇克莱茵的重要论文。特别是刊登在第2卷上的《玻尔—爱因斯坦的首轮对话》一文，引起了中国主要的现代物理学史家的强烈兴趣。早在1970年代中期就研究过这篇论文的许先生，于1983年春又将此文推荐、介绍给参加他的研讨班的研究生们，其中两位研究生于1985年将该论文译成了中文[25] 。总之，我们可以说许良英先生是克莱茵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的最早和最有力的推介者。在他1998年给笔者的来信中，他曾再次强调指出：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我在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上读过很多篇Klein的论文，以及他著的 Ehrenfest 传上册（1983年我们访问Yale时，他又送我一本），给我印象都很好。他是一位严谨而有思想的学者，他对 Thomas Kuhn 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他的文章都是言之有物的，关于 Einstein 的研究也是如此。[26]

虽然许先生与克莱茵仅仅在1983年彼此见过一次面，但他们却从此建立并保持了亲密而持久的友谊。在我转学至耶鲁大学跟随克莱茵学习之后，他们两位先生也时常通过我彼此联系和交流，并互致问候。在1990年代克莱茵主持《爱因斯坦全集》编辑工作期间，许先生曾多次通过我向克莱茵转达过他对已出版的《全集》分卷的批评和建议，克莱茵每次也都让我转告许先生他的回复。每当有《爱因斯坦全集》新的分卷出版时，克莱茵都会特意嘱咐负责出版《全集》的普林斯顿出版社免费邮寄一套给许先生，以支持后者在中国的爱因斯坦研究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是中国科学院乃至整个中国科技界经费很紧缺、很困难的时期，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科院图书馆都不得不大量缩减对外文图书、期刊的订购。据许先生1991年来信告我，“科学院近5-6年来，经费紧缩，日子很难过。仪器、材料添置费砍了73%，期刊砍了70%（原订2500种，现只（有）800种），《Einstein全集》第一卷至今也未能购置。” [27] 因此，那几年许先生常常自豪地告诉我，他收藏的《爱因斯坦全集》分卷比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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