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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徐良英)

克莱,爱因斯坦,物理学许良英(徐良英)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拉比（1898-1988），他对克莱茵的现代物理学史研究工作极为欣赏并热情支持。图源：Wikimedia Commons

这些新颖、细致的现代物理史分析不仅迅速地获得了物理学家们的赞誉，而且奠定了他作为研究普朗克、爱因斯坦及量子物理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史的开创者与权威的地位。对此，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 “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拉比（Isidor I. Rabi）的看法是很有说服力的。1966年11月，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主席致函拉比,请他对再次申请古根海姆奖金（Guggenheim Fellowship）[8] 的克莱茵给予坦诚和严格的鉴定；同时，该基金会主席还提醒拉比，由于克莱茵已经在八年前获得过一次古根海姆奖金，第二次授奖的标准将远高于第一次。[9] 接到信后，拉比立即回复道：

在他最近关于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洛仑兹、埃伦费斯特和普朗克的历史著作中，马丁·克莱茵先生为研究上述探索者们的革命思想发展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可惜的是，他在这一领域，几乎是孤军作战。为此，我们都非常感激他。

如果基金会决定（给某人）第二次授奖，在任何我有所了解的领域中，我想不出（比克莱茵）更合适的候选人。[10]

这样，克莱茵于1967年再次荣获古根海姆奖—— 一份难得的殊荣。他因此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全力投入埃伦费斯特传记的写作。不过，此时克莱茵工作的地点已经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转移到耶鲁大学所在的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

早在1964年，耶鲁大学的两位著名科技史教授阿博（Asger Aaboe）和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就已经开始筹划如何把克莱茵挖到耶鲁来，克莱茵自己也希望能转到一所规模更大的院校工作。[11] 然而，直到三年后耶鲁的管理层才开始行动。这次，又是拉比促成了此事。1967年4月，耶鲁大学科学与医学史系系主任致函拉比，询问他对克莱茵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学术工作水平及其教学能力的意见[12]。

拉比的回答实事求是、直截了当：

因为从未见过他（克莱茵）教课，我无法评论他作为教师的能力。然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他一次，他所作的历史演讲非常清晰且有趣。至于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能力，我仍然没有资格说什么，因为我自己根本就不是历史学者。但是，我非常喜欢阅读他所撰写的关于爱因斯坦、普朗克和埃伦费斯特的历史文章。

可能最让耶鲁大学信服并感受到压力的是拉比在回信的末尾所加的一句话：“不瞒你说，我已经很认真地提出了建议，让我们自己的物理系提供一个教授职位给他（克莱茵），期待他能来教授物理和物理史。”[13]大约在一、两个月后，克莱茵便收到了耶鲁的聘书，成为该校科学与医学史系的 “物理学史教授”。

1970年，克莱茵撰写的传记《保罗·埃伦菲斯特，上卷：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的成长历程》（Paul Ehrenfest. Vol. 1. The Making of a Theoretical Physicist ）面世，受到了物理学家们和科学史界的广泛赞誉。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就非常欣赏此书，甚至在其出版二十余年后，他仍然向清华大学的同事们推荐这部杰出的科学传记，从而推动了该书中译本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历史学家和科学传记家汉金斯 （Thomas Hankins） 在评论这部传记时指出，要写出一部完美的科学家传记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类传记不仅要讨论传主的个人品，而且必须要考察其科学工作以及其所处时代的思想和社会背景。在汉金斯看来，克莱茵的《保罗·埃伦菲斯特》一书堪称是科学传记中的典范。

左：1970年出版 右：1999年出版

1979年，克莱茵（右立者）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纪念爱因斯坦百年诞辰大会上回答问题，听众中的杨振宁教授正在全神注视着他。图源：Emmet Gowin or Allen Hess, photographer. From the 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Archives Cent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 NJ, USA.

鉴于他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出色贡献，克莱茵于1977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时当选的还有美籍奥地利裔科学史专家诺伊格鲍尔（Otto E. Neugebauer）。在当时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当中，只有他们两位的主要职业不是科学家。两年之后，库恩（Thomas S. Kuhn）也加入到这一行列，成为第三位以非科学家的身份当选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克莱茵为科学史研究的发展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参与和主持《爱因斯坦全集》的编辑工作。1988年，当他被任命为唯一的高级编辑负责《爱因斯坦全集》项目时，该项目在经费、人事等诸多方面都遇到了严重困难，致使项目的前途未卜。十年之后，当克莱茵卸任时，《爱因斯坦全集》项目各方面的工作都已经步入了正轨。

2005年，美国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联合会共同创设了以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现代物理史专家派斯（Abraham Pais）命名的大奖，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专门奖励物理学史研究的重奖，而克莱茵被遴选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学者，充分反映了同行们对于克莱茵在该领域所作杰出贡献的赞许，也显示了他在国际物理史学界的突出地位和重要影响。

许良英与克莱茵

克莱茵的著作在华传播得非常迟缓。在中国国内的图书馆，最晚在1960年代初就已经收藏了刊有克莱茵所发表的物理史论文的科技期刊。然而，在整个60年代，似乎很少有中国学者注意到克莱茵的工作，因为我迄今尚未发现那一时期出版的任何中文著作中曾经引用过克莱茵的工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比如：

· 普通读者和研究人员很少有机会利用那些著名图书馆的馆藏；

· 当时研究科学史的中国学者人数很少，而探索现代西方科学史的人则更为罕见；

· 当时的中国社会对现代科学史研究普遍的忽视。

目前看来，第一部引用克莱茵工作的中文著作，应该是由许良英先生领衔编译、于197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

许良英先生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在1940年代先后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军和腐败的国民党的地下抵抗运动，并于1946年加入。1950年代末，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任职的许先生，因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开除公职并遣送回原籍，被迫在浙江临海农村老家当了20年农民。

正是在此极为艰难的岁月中，许先生完成了约二百篇爱因斯坦著作的翻译，它们构成了后来于197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主体 [14]。在《爱集》第三卷末关于爱因斯坦著作目录的说明中，许引用了克莱茵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保罗·埃伦菲斯特》。这些引用无疑展示了译者对克莱茵工作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向中国读者介绍、传播克莱茵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因为当时《爱集》被大量印刷（仅第3卷在第一次印刷时就印了25800册），并且很快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成为流行读物 [15]。

《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译（许成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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