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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原子弹,核武器,核试验朱光亚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第一次空投原子弹和“两弹”结合试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装置与运载工具结合、形成有实战威力的核武器的任务,摆上了重要的位置。美国人说中国在5年内解决不了运载的问题,西方记者也说中国人“有弹无枪”。
其实,核武器研究所早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时,就已经充分考虑到机载核航弹的问题。朱光亚主持制定的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科学研究计划中,安排了航弹气动外形、弹体结构和引爆控制系统的研究和设计项目。1962年,朱光亚参与起草的“两年规划”和由他主持制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也对核航弹作出了安排。朱光亚与郭永怀、龙文光等一起组织科技人员与航空部、电子部、国防部五院(航天部)等部门协作,开展核航弹的研制工作。
到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时,航弹气动外形、结构和总体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统设计都已确定,运载航弹的飞机也已改装完成。随后,他们又在首次核试验的基础上,对核装置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做了设计改进,最终完成了首颗核航弹的研制。
1965年5月14日,在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为了表彰和鼓励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人员,5月30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参加首次原子弹爆炸和核航弹空爆试验研制人员和有关部门代表,朱光亚作为科学家和部门代表之一受到了亲切接见。
原子弹与导弹结合(“两弹”结合)而成的核导弹,是比核航弹更为先进的核武器。核弹头与核航弹相比,在体积和重量上要大幅度地减小,所要经受的飞行环境条件则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工作难度更大。早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攻关时期,朱光亚与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领导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部署了原子弹配导弹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1963年开始进行核弹头核装置理论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统预研。1964年春,根据中央专委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精神,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制定了核弹头研制工作计划,并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提出了导弹核弹头协作任务的主要设计、试验项目及工艺、定型等进度计划。1964 年4月完成核装置理论设计方案后,迅速转入了工程设计阶段,开展了起爆元件和大型爆轰试验,并进行了核装置结构设计和工艺试验。同时,引爆控制系统的研制也很快取得了成果。1965 年6月,朱光亚与其他同志一起,根据研制工作进展情况,组织讨论修订了研制工作计划。经过一系列地面环境试验后,为鉴定核弹头在实际飞行环境下的性能,中央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核爆炸试验(两弹结合试验)。周恩来总理对此极为重视和关怀,多次强调:“在本土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在世界上是个创举。我们要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确保质量,确保绝对安全。”
为了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朱光亚等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安全模拟试验和分析论证,在正式试验之前,又与七机部合作进行了一发安全自毁系统飞行试验和两发引爆控制系统飞行试验,努力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1966年10月27日9时,在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指挥下,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顺利完成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快速实现了原子弹的武器化。有人评论说,朱光亚等科学家是把物理成果转化成工程成果、把科学技术转变成战斗力的大师。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核武器,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要连续作战,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氢弹。”1963年9月完成首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后,邓稼先、周光召等领导的理论部就在朱光亚、彭桓武安排下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氢弹理论的探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武器研究院再次调整机构和人员,全面展开氢弹理论研究。由于刘杰、钱三强早在1960年就已安排原子能所组织力量对氢弹有关问题进行预先研究,1965年元月,二机部决定将黄祖洽、于敏带领的这部分力量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院。2月,二机部上报由朱光亚起草的《关于加快核武器发展问题的报告》。在朱光亚和彭桓武的指导下,组织制定了加速突破氢弹技术的科研工作大纲,并把目标设定为先进的能配导弹的热核弹头。朱光亚鼓励科研人员破除论资排辈思想,发扬学术民主,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设计思想。经过充分讨论、研究、补充完善,最后综合归纳出两种攻关途径。又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1965年8月,朱光亚组织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工作安排》,对必须重点解决的理论方案和热核材料制备两个关键问题,尤其是氢弹原理的突破,作了统筹安排部署。在他的支持下,彭桓武、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组织力量对氢弹原理进行“多路探索”。1965年底,于敏带领的部分科技人员探索到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朱光亚多次与彭桓武、邓稼先等组织专家反复论证,逐步完善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他参与组织了核武器研究院两年科研与生产规划会议,提出突破氢弹原理按两手准备,以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在此基础上,他代二机部起草了上报中央专委的《关于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规划的请示》,并列席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汇报有关技术关键问题。在抓理论设计的同时,他还亲自部署并指导了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经过各部门的大力协同和艰苦努力,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这是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重要标志。新原理简便、先进、可行。朱光亚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分析这次试验的数据,全面展开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1967年初,氢弹正式试验的理论方案完成后,氢弹装置结构设计、制造等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许多科学家、技术人员靠边站,这令朱光亚既困惑又有苦难言,科研管理如履薄冰。经过夜以继日的苦斗,1967年6月5日,氢弹装置终于加工完毕,8日运抵试验基地,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世界上拥有氢弹的第四个国家,发展速度是核大国中最快的。
地下核试验
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露骨地说:“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刘杰部长等同志的领导下,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报告系统分析了世界几个核大国核武器研发与核试验方面的做法和发展过程,指出,他们核试验的停与否,最主要的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美、苏已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他们目前停止部分核试验对其核武器发展并无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则即将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因此,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报告建议,我们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研制成功我国的核武器,同时,报告还指出,我们也应该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1963年9月中央专委会决定,在抓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但是,由于忙于原子弹的武器化及氢弹技术攻关,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拖延了一段时间。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等讨论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的目的、试验项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核武器研究院与核试验基地密切配合,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