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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原子弹,核武器,核试验朱光亚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69年8月10日，周总理主持地下核试验准备情况汇报会，朱光亚副院长代表核武器研究院汇报了试验目的、试验装置准备及加工情况。中央专委和周总理要求9月15日前准备完毕。9月19日，中央专委批准朱光亚等7人组成首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小组。9月23日，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彭桓武等在现场指挥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进行地下平洞核试验。1970年6月，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仍然负责指导核武器与核试验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为了尽快使地下核试验技术过关，在动荡艰难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朱光亚与有关同志一起，兢兢业业，想方设法排除干扰，认真落实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指示精神，经常组织技术人员研究方案，解决关键问题。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随着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新形势下发展核武器技术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在病床上与于敏等同志多次讨论后，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看到邓稼先等同志写的建议后迅速给予支持，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1992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在具体组织领导实施中央这一新的战略部署中，朱光亚在关注核武器研究院工作的同时，到核试验现场的次数更多了。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及有关同志的指导下，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天晚上，我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9月29日，我国政府在第51届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全面停止核试验前后，朱光亚多次敏锐指出，核武器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亲自指导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试验基地开展禁试后科研发展方向的研讨论证。经中央批准后，很快启动了禁试后核武器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
推动核电事业发展
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以后的30多年岁月里，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在国防科技领域，除继续指导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外，他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指导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还积极参与了国防高科技向民用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军民结合”发展我国高技术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和“863”计划制定与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核电技术是在军用核科技的基础上起步的。随着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在军事应用的牵引下，我国迅速建起了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核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0年2月、7月、11 月，周恩来总理先后3次提出要搞核电建设，并提出二机部不是“爆炸部”，除了爆炸原子弹、氢弹外，还要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1971年，刚刚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受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他与二机部领导同志一起提名推荐专家参加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在“文化大革命”艰难岁月里迅速组建起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的技术专家队伍，着手核电站的探索研究和调查论证。选择堆型是建设核电站需要慎重决策的关键环节。当初，对我国第一座核电站选择哪种堆型，各方面意见分歧很大。在朱光亚的支持下，项目组经过与许多专家共同商讨、论证，逐渐达成了共识，提出了放弃熔盐堆改用压水堆的意见，并很快完成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设计方案。1974年3月，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核电站设计方案汇报。会上，朱光亚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对其给予了明确的支持。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决定列入国家专项工程，定名为“七二八”工程。后来的实践证明，压水堆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我国实际和世界核电站发展的主流。朱光亚指导了核电站研究、设计任务的分解，以及研究试验和技术攻关项目的开展，特别是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研制等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指导，使核燃料组件得以完全立足于国内研制成功。
尽管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进展，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周恩来总理病重和逝世后的几年里，核电站建设迟迟不能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直到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核电站建设才重新提上重要日程。朱光亚亲自参与领导了核电站的踏勘选址，亲赴浙江、江苏、上海多个选点考察，最终于1982年选定了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厂址。1984年2月，朱光亚代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防科工委主持了秦山核电站扩大初步设计的审批会议，审查批准了扩大初步设计，并对即将开展的工程建设中将要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和工程进度等作出了决策。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设备研制同步进行。1991年12月15 日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凝聚着朱光亚的心血和智慧。
关于朱光亚推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的贡献，还有一件事应该特别提到。我国自主建设的秦山核电站及中外合资的大亚湾核电站先后建成之后，由于对核电的认识以及国内外许多因素的影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核电站以及核电技术的发展比较缓慢。因工作分工，这时朱光亚已不再参与核电事宜，但他仍在关注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1996年，时任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的朱光亚领导能源与矿业学部的部分院士开展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咨询研究，站在国家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指出我国煤、油、气资源供应的有限性和可再生新能源的局限，提出应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继续适当发展核电，作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并与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1998年，国家开始着手编制“十五”计划时，对要不要发展核电和如何发展的问题尚未明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及广东核电集团等单位组织开展核电发展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技术路线的“产学研”结合研究，并编辑出版《核电发展战略研究》一书，邀请朱光亚担任编委会主任。朱光亚欣然应允并为该书题写书名，亲自指导研究、编辑工作。后来，江泽民总书记和吴邦国副总理分别为该书题词、作序。为进一步加强宣传，扩大影响，1999年7月，朱光亚致信有关部门负责人，建议联合召开“中国核电发展战略研讨会”，共商核电发展大计，推动中国核电事业跨世纪健康发展。8月21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工程院、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主办的核电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朱光亚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阐述了发展核电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我国核电增长方案，呼吁进一步加强核电发展，加速核电国产化和自主化进程，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后来，随着国内外能源供应日趋紧张，国家作出积极发展核电的决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朱光亚对中国核电发展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