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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原子弹,核武器,核试验朱光亚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艰苦奋斗,研究原子弹
1959年6月,前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提供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二机部制定“八年规划”,提出“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的目标。部长宋任穷请钱三强挑选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深信,“中字辈”的朱光亚能够很好地挑起这副重担。7月朱光亚调入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3月,35岁的他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学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协助李觉所长、吴际霖副所长等抓科研组织领导工作。研制原子弹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涉及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个方面,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密切配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0年,科技与工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有关专业人才也很少,加上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难以投入足够的资金。与此同时,国外对与原子弹有关的技术资料严加保密,对重要的原材料、元器件和仪器设备实行封锁禁运。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突破原子弹技术极不容易。在二机部领导下,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同志一起,带领大家制定规划,选调人才,组建机构,建立设施,逐步开展了研究工作。
当初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资料,只有1958年宋任穷、刘杰、钱三强、吴际霖等领导在听取前苏联专家讲授原子弹教学模型课时记下来的一份支离破碎的提纲式记录。朱光亚按照吴际霖的提议,与邓稼先、李嘉尧一起将这些记录整理成了一份较为完整的参考资料。以此为线索,朱光亚组织科研人员一边学习、了解基本原理,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一边开展科研实验的准备工作,亲自审定大量的技术任务书。
朱光亚还敏锐地发现,从四面八方调来的青年组成的科研队伍,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思想、作风上尚不能适应国家重大科研工程任务的要求。于是,他协助李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规范化的科研管理程序,使科研人员一开始就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特意表扬了朱光亚这种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这种精神和作风在核武器研制队伍中一直延续下来,对我国较高的核试验成功率以及核武器技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由于朱光亚精通业务技术又善于组织管理,他不仅能与比自己年长的著名专家、研究室主任和谐合作,取得科技工作上的共识,共同深入一线指导工作,而且能与党政领导干部密切沟通共事,使得整个研究队伍就像一台精密机器一样,各项工作都有效协同地运转了起来。
1960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专家,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亚与九局领导商议,向二机部提出调集专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领导,还选调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与早先调来的科学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随后,他又与李觉、吴际霖一起组织调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机构,全面开展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自动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他在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一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的“2000 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还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有限资金用于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1980年,朱光亚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5年任期中,他尽心尽力,为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中国科协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众团体做了大量工作。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核力量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变,仍然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实现这一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标,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还需作坚持不懈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他在和杜祥琬等人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备控制物理学作为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为能亲自参与这一关系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履行政协职能的工作中,他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科学家代表之一,他呼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他身体力行,努力为创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会环境而奋斗。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年来,他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协同、交流的职能,努力实践,并注意总结与提高,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好的经验,积极进取,中国工程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殆精竭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