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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告诫了世人怎样的人生哲学?
资治通鉴,的人,自己的《资治通鉴》告诫了世人怎样的人生哲学?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司马光说:“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而一个“仁”字,下及百姓,便是要告诫大家要有仁义之心,仁慈之怀,仁爱胸襟。这一点也是孔子最看重的,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二、明
所谓“明”,就是告诫国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其中,“明”的含义又可分为两重。第一,“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第二,“别贤愚,辨是非”,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
比如,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韩信提出“汉中对”,制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取关中,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刘邦“贤明”的辨别采纳,才赢得了天下。
同样“明”字推及到每个普通个人,也是告诉大家一定要明事理,辨是非,有方向。也只有这样,一个人在快速的社会发展中,才不会糊涂,不会迷失方向。
三、武
什么是“武”?司马光说:“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这里的“武”,不是粗暴蛮力,而是指领导者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还包括抵御各种诱惑、欺骗的能力。
同样“武”字推及到每个普通个人,也是告诉大家不要畏惧艰难,一定要有成功的信念。如果选择了,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失败的例子,究其原因,很多人做事都是“虎头蛇尾”,遇到困难就退缩造成的。
一部《资治通鉴》,包罗万象治国和做人的道理。作者所列举的,只是感悟的很小一部分。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全面总结了历朝历代的政治智慧,记录了上起春秋战国,下至宋朝建立之前,总共1362年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示了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曾经出现的诸多王朝兴衰交替的沧桑历史,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历史发展的规律。
该书原名《通志》,宋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因此被梁启超称为“皇帝教科书”,全书讲的是治国理政之道,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政治史典籍。
《资治通鉴》的成书背景
司马光是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在华州(河南郑县)担任地方官,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此时的北宋一朝多次在边境战争中败北,挽救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境地。
面对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即位的宋神宗想要除旧布新改变格局,同在朝堂高踞要位的司马光和王安石都认识到要变法革新,但在变法的目标方向,以及实施的具体路径等环节,司马光和王安石出现了分歧。于是,搅乱北宋政坛数十年的新党和旧党之争,从此开始。相互拆台和攻讦的现象一直延续到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前后长达五十年。北宋政治废弛,两党更迭执政,人民无所适从。
司马光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的政治主张没有被宋神宗采纳,上疏请求外任。宁四年(1071),他判西京御史台,力荐德才兼备太常寺卿黄中庸为侍中兼枢密副使,而自己毅然辞去了枢密副使的官职,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退而修史。这段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替代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当中,有两部书是最高成就的、不可替代的,这就是史学史上两个姓司马的史学家的著作,汉代的司马迁和宋代的司马光,他们分别编纂了《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巨著。为什么说《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性?我认为,这部书的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资治通鉴》的体例具有特殊性。中国的古书,正史当中有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记皇帝的叫本纪,记大臣的叫列传,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而《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完全是按照年月日记载下来,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的编年体史书,前面有《左传》,但是《左传》不太好读,而且它讲的是先秦的历史。从战国以后,一直到北宋建国以前的编年史,《资治通鉴》涵盖这个很长时段,没有一本书可以替代。
第二是《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最高。中国古代学术最高水平出现在宋代,代表宋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书是《资治通鉴》,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顶峰。陈寅恪先生说“宋贤史学,千古罕匹”,不是虚话。
第三是《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是个严谨务实、有崇高学术理想的学者。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具有学术追求的时代,是一个最不追求某种功利的著书立说的时代。如果说他也有功利,他的功利是要写出一本让从此以后的封建帝王都必须读的书。所以他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他的编纂宗旨就是要写给治国者看的。司马光本人具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和学术追求,他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当中,一个很标准的儒者,是一个希望自己著书立说能够传诸后世的人。中国的儒生人生目标有三个境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叫三立。立德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立的,尧、舜这样的圣人才会在历史上立德。立功也是要有机会的,在乱世才可立功。当然这个太平时代也可以立功,可是立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但立言每个人都有机会,司马光觉得人活这几十年,他得留下一点什么,因此他特别看中他的这本书。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要按照左丘明编《左氏春秋》的体例,这就是编年体,要仿照东汉史学家荀悦编《汉纪》这样的文字风格,文字很简要,要而不繁,可是叙事要很周到,网罗众说成为一家书。司马迁编纂《史记》,他也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给我们一个提示,任何通过文字留下的记载,包括历史记载,都不等于是历史的原貌,只是一个文本。司马光追求要成一家书,如同司马迁最终是要成一家之言,这就对写历史的人要求特别高,你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无论如何,在北宋的时代就有《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书,在后来成为可供各式各样的人来读的通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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