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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讨粤匪檄》慷慨陈词，为何《谕天津士民》却卑躬屈膝？
曾国藩,天津,太平天国曾文正《讨粤匪檄》慷慨陈词，为何《谕天津士民》却卑躬屈膝？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根据一些地方史志的记载，八旗军不仅对反抗者大肆杀戮，甚至连投靠满清的一些小官吏都不能幸免，妻子老母都被掠去充当性奴隶，然后拿到市场贩卖！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这样描述广州大屠杀：
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清军文书的陈殿桂也承认：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髁掷?伏尸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无头生被掳，(生者都被俘虏，妇女为主)有头还与无头伍。(妇女最后还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红颜，(红颜，妇女)孤孩尚探娘怀乳。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等等。
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
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而根据满文老档，甚至顺治本人都是这种屠杀的参与者。大量屠杀中被掠夺来的汉族妇女，被送上这位“少年天子”的龙床！
甚至连郑成功的母亲，都成为清军强奸的对象。
根据汉奸刽子手洪承畴的命令，在江南大量的反清知识份子被杀害，他们的妻女，则被献给八旗军人。
根据山东地方历史资料，甚至在平定三番时，从山东过境的八旗军，还经常对整村的汉族妇女施暴。
地方志对清人大屠杀的一些记载
满清大规模的屠杀中，仅仅扬州一地就屠杀80万，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和蒙古在中亚的屠城。
满清侵略使人口从明末的15,165.5459人下降到1,063.3326。这样的屠杀程度是空前罕见的。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也是四人中最早发迹的封疆大吏。他创建湘军，打败天平天国，征讨捻匪，威名赫赫。他的权力最大时，江南半壁几乎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同时他也是出色的儒学家，文采斐然。他的《讨粤匪檄》慷慨陈词，说出了太平天国对于儒家名教的摧残，正是在这杆大旗的号召下。天下的读书人纷纷聚集在他的身边，成为湘军的主要力量。
在曾国藩的晚年处理天津教案颇受诟病，甚至有激烈观点认为曾国藩全无骨节，卑躬屈膝。但是，从曾国藩发布的《谕天津士民》看来，并非是曾国藩卑躬屈膝，而是中国一方在这件事情上并不占理。
天津教案的背景是天津当地的人怀疑教堂中的外国教士偷盗婴儿窃取人体器官，就开始大量攻击教堂，杀戮教士。从而引发了各国的不满，曾国藩负责处理这件事情。曾国藩也发表了《谕天津士民》来表达观点：
“前闻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说，尔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为义愤之所激发。然必须访察确实，如果有无眼无心之尸实为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犯实为教堂所指使，然后归咎洋人，乃不诬枉。且即有真凭实据，亦须禀告官长，由官长知会领事，由领事呈明公使，然后将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惩治，乃为合理。今并未搜寻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既不禀明中国官长，转告洋官，自行惩办；又不禀明官长，擅杀多命，焚毁多处。”
当中明言，第一，洋教士偷盗婴儿没有真凭实据。第二，没有经过官府处理，自行冲击教堂泄愤。这说明在曾国藩的调查当中也认为中方在这件事情上并不占理。凡事都要实事求是，讲求证据。不能以简单的民族、国家的情感来不客观地看待一件刑事案件。保护侨民是每一个国家的义务，特别是在侨民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国家更不能枉顾受蛊惑的群众对他们的冲击。
曾国藩是当时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更与外国人打过交道。所以，在没有证据证明洋人犯罪的前提下，是必须严惩犯罪的天津士民以惩前毖后。这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眼中的卑躬屈膝，而是曾国藩在数十年为官经验中的深刻体会。凡事以事实为重，就不会落人口实，就好像《讨粤匪檄》中直言天平天国恶行一样。当时的曾国藩是站在儒家大义之上，自然会赢得支持。之后的曾国藩也是站在法理的角度上，只是因为对象换成了外国人，就将原本单纯的问题复杂化了。
文：经典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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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曾文正《讨粤匪檄》是站在当时封建政权地立埸上，对敌对势力发出的战争动员令。为显示自已发动地战争，纯属所谓的正义，所以慷慨陈词！深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的曾文正，很清楚，得人心者，得天下。所以当他将以统治者胜利了地姿态，出现在广大民众，百姓面前，为了安抚人心，消除战争动乱地负面影响，所以《谕天津士民》卑躬屈膝！个人观点，不喜勿喷。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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