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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商鞅、王安石与张居正这三位改革家的结局凄惨，为何只有商鞅的改革成功？
秦国,商鞅,王安石历史上，商鞅、王安石与张居正这三位改革家的结局凄惨，为何只有商鞅的改革成功？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时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这时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和看法，其中法家的“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齐国的管仲。老子在其《道德经》中说到：
“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
而庄子的观点相比较老子的的观点而言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将老子的观点更加的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社会才能安宁。
其后，许多学派，尤其是在法家学派中，这种愚民的学术主张更是比较普遍。这其中尤以法家中的代表人物的之一的商鞅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处于承上启下之地位，其特殊的意义则不言而喻。
那么，为何要极力主张愚民之治呢？难道不愚民就不能进行么？就不会成功么？
我们知道，商鞅在未入秦以前就已经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其入秦的目的在于想通过自己的政治、经济等主张来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完成统一大业。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符合当时秦国广大百姓的愿望的。
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那就是法家一直认为人性恶，强调通过“法治”来实现对人的一种改变和统治， 在当时那个时期，国家机器是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的，通常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存在较大程度上的对立。这一点，商鞅自己也充分认识到了，因此在他的变法法治化道路上，他所认为可行之路那就是只有“重刑轻赏”。国家要想富强，那就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这也就是所谓的“民强国弱，民弱国强”之理。
那怎么才能削弱人民的力量呢？那就是如《商君书·弱民》中写到的那样：“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愚。也就是：“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只有使得广大人民变得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了，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也就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对于统治阶级而言，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自己的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再一方面，就是商鞅所处的时代以及秦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国家的头等大事就在于农业的生产和对外的战争，农业的发展是国家立本、富强之根本，对外战争的胜利则是战胜敌国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奖励耕战，而变法其它方面的内容和措施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内容展开的，为它服务的。
因而，能否使广大人民重视耕战，也就成为了商鞅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也正如《商君书·垦令》中写道的那样：“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为了使人民能够集中精力专心耕战，而专心耕战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能否使人民愚昧无知。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
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因此，商鞅才会提出这个思想，而所提出的这个愚民思想也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内容——奖励耕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根本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
由此我们可知，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的主张，无非就是为了使君主能够更好地统治和驱使人民，使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无敌于天下的目的。这也是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核心和真谛所在。
在明确了变法的动机和目的之后，接下来商鞅所要进行的变法步骤其实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以“奖励耕战为核心，愚民思想为方法”去具体落实各种变法措施而已了。简单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点：
一、去礼乐，强调法治
自西周建立至春秋战国以降，虽然天子的权威和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和改变，但礼乐可以说还是各诸侯国立国、治国的根本，尤其是在儒家学派眼里。因而也才有孔子的“为国以礼”的“礼治”；即便是到 了战国时期的荀子虽重视“法治”，但他还是没有完全抛弃礼，反而是把礼的地位抬得更高了，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也既重礼又重法的主张。
但是反观商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礼法观念。在他的礼法观中，他认为纯粹的“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相反的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因此想靠礼治或者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因此必须要要有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而这种方式就是——法制，只有通过法制，加重对人民的刑罚，通过刑法去民之巧伪和智谀。
而为了使君主和上层统治者更加清楚和了解他的这一主张，他还从历史的观点阐述了去礼乐、尚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至于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商鞅还在秦的朝堂之上同秦国的贵族代表等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等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
当时的世族领袖的轴心人物甘龙认为：“圣人不易名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甘龙认为只有遵循先代旧制才能是人民安定，而商鞅则认为，人类和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加以改变，既不能复古，但也不能保守。他继而说到，如今世道是一个“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世道。
在这种形势下，各诸侯国君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取得霸权的地位，就必须要壮大自己国家的力量，那怎么壮大呢？那就只有实行“霸道”，而不能像儒家那样的“王道”，不能以礼乐治国，而应以法制来治国。
二、禁《诗》《书》典籍，贱学问
变法中，商鞅认为《诗》《书》等书籍对于治理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益，这些书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了人们的那种智巧和虚伪的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诗》《书》等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认为其是是“亡国之俗”。
在他的眼里，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或者普通平民阶层，如果好用这些书，他们往往就会花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而这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局面；相反则会起到“民泽毕农，则国富”的效果。
因此商鞅变法禁了《诗》《书》、废学问，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最终达到强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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