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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有儒家、墨家、法家和道家，为何儒家笑到最后？

儒家,思想,法家春秋战国有儒家、墨家、法家和道家，为何儒家笑到最后？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大兼并时期，孔子及其儒学的主张根本没有人接受，为宣传他的学说而四处碰壁的孔子被司马迁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犬”。

　　当时与儒家学说并称“显学”的是墨翟创立的墨家学说。墨家学说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和“尚贤”。其宣扬不要阶级差别而爱一切人，反对战争，不要任人唯亲的主张自然不被统治者所接受。墨家思想虽然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其思想也被其他学派广泛吸收借用，但是到了战国后期就因不受重视而逐渐衰落了。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法家学派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学派的许多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商鞅等人都依靠其理论主持过某个国家的变法，但是他们的结局往往都很惨。吴起是被楚国当权者杀害的。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很成功，却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被车裂而死；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他还是死于自己制定的“法”。

　　其他诸家学说，也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及其影响和地位。

　　二、法家道家都曾作为不成功的统治思想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封建统治思想自然产生于封建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何时虽然学术界有争论，但对延续两千多年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是形成于秦始皇时代，却并无大的争论。而秦始皇之所以能建立强大的秦帝国，与法家学说有重要的关系。 　　商鞅变法使秦国从一个西陲小国迅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国的崛起，依靠的就是在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学说。到了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成为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者。他的学说为秦始皇所接受，因为他的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秦始皇是成功的：他依靠韩非所提出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以“势”的军事强力征服六国，统一了中国；以“法”的形式废除奴隶制，“使黔首自实田”，建立地主土地所有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全面推行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术”为手段，“焚诗书，坑术士”，实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从而统一了全国，并且创立了一系列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的，并为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基本沿袭的全面封建制度。

　　秦始皇又是失败的：他所建立的大一统的秦帝国，他所幻想的传之千代万代的皇帝位置，却仅仅开了个头，才十多年的光景，秦王朝就灰飞烟灭。

　　强大的秦帝国的迅速覆灭表明，韩非的君主专制理论尚有缺陷，还不完善，还不能作为正式操作的封建统治思想。

　　韩非的理论是赤裸裸的：他仅仅注重于对政治制度的建立，而缺乏对法令以外上层建筑作用的认识，尤其缺乏对思想意识领域作用的认识。他公开宣传对人民要剥削，要镇压，公开宣传驾驭群臣要用阴谋诡计。结果是秦朝统治者滥用民力，横征暴敛，实行严刑峻法，妄杀无辜，以至“赭衣塞路，囵圄成市，天下愁怨”。秦末农民大起义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号召，天下立即响应。这说明，韩非的理论还不适应已经夺取政权后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不利于巩固和维护刚刚建立的封建的中央集权的新秩序。

　　刘邦继秦之后建立了封建的西汉大一统政权，虽然他在经济、政治制度方面，“汉承秦制”，但在思想理论上，却总结了“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的要求，提出以主张“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的政治理论。

　　黄老思想即是“百家争鸣”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道家学派的思想，道家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汉初的统治者之所以要以主张“无为”道家思想作为当时统治的政治理论，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统治阶级不得不“轻徭薄赋”，减少剥削的程度。这不是统治阶级的仁慈，而是认识到这比“竭泽而渔”对统治更有利一些。其暂时提倡“无为”的哲学，是积蓄力量，准备“有为”的更大剥削。

　　到了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而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力，造成中央与地方、汉民族与匈奴贵族、地主与农民等矛盾日益尖锐的状况。这表明，纯粹依靠道家学说去治国并不适宜。如果此时再继续提倡黄老“无为”，就必然危及封建统治。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一政权，急需建立能够适应封建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封建统治思想，于是，董仲舒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产生

　　董仲舒是汉代始推阴阳而“为儒者宗”的一代大儒。但是，此时的儒家已经不同于孔孟时代的正统儒学，而是吸纳了其他学派许多思想只是仍然被称为儒家的学派。

　　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诸侯都认为不合时宜。这与孔子类似。但是，他不仅主张“仁政”，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他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在哲学方面他坚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孟子、荀子的这些思想，都是与孔子大不一样的。他们吸收了“百家争鸣”中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使儒学的体系更加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儒学在战国后期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董仲舒虽然号为“大儒”，但是他的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是用神学的观点来论证皇权和封建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宣称：“天子受命于天”，尊天就必须尊王，天下要“受命于天子”，“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本”。这样，皇帝就被置于了神圣的地位，由皇帝实行“大一统”，才是天经地义的。

　　为了论证阶级差别和封建等级的合理性，董仲舒提出了“合”“分”论。他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即“合”中有“分”，“分”就表现了从属的关系。“地，天之合也”，“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合而为一”。在这个“一”中，地必须服从天，卑必须服从尊；下必须奉上，臣必须忠君。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就构成了“礼”，表现在封建道德上的具体规范便是“三纲五常”。君既然是天在人间的化身，所以君在人间是至高无上的，一切都要服从君。他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统治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他告诫封建君主要把握好“德”“威”两种手段，“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很明显，董仲舒的这些理论，是对封建纲常的神圣性、永恒性的神学论证，但实质不过是对韩非“势”“术”理论的新发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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