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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史记》中那些自相矛盾的记载？
苏秦,二世,史记说一说《史记》中那些自相矛盾的记载？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钱穆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所谓苏秦张仪一纵一横，其说皆子虚，由后之好事者附会为之也。”根据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尤其是《战国纵横家书》，战国史专家研究后得出三个结论：
一是苏秦比张仪的政治生涯晚25年左右，苏秦是张仪死后才步入政坛，他们两人的政治活动没有交集。苏秦的真实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2年至前284年。
二是《史记》《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苏秦、苏代、苏厉兄弟的事迹混淆，甚至连他们兄弟的辈分都搞混了。苏秦兄弟五人，他应该排行最小。《史记》记载：“苏秦约从山东六国攻秦”，这里苏秦乃公孙衍之误，因为此时苏秦尚未登上政治舞台。《战国策》记载，燕昭王派苏代于公元前300年入齐进行反间活动之事，乃是苏秦所为，不能记入苏代名下。
三是苏秦确是燕国间谍，但从来没有身佩六国相印。
司马迁也知道自己笔下的苏秦并不真实，但为什么还要如此行事？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勿令独蒙恶声焉。司马迁因为苏秦成长不容易，有过人之处，不想让他再蒙受嘲讽谩骂的坏名声，故成《苏秦列传》。韩兆琦教授主编的《史记笺证》认为，司马迁所写的《苏秦列传》尽管不能当作信史看待，但这篇传记是司马迁的社会理想与其价值观、审美观的集中体现。苏秦的故事实际上寄托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和生死观、价值观。
秦昭襄王尊宠范雎，称之是寡人叔父，但最终还是处死了范雎，而不是《史记》所称的范雎病退，寿终正寝。
有人认为，史书和电视剧都表明范雎是病死的，而不是被处死的。认为范雎是病死的，主要是根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范雎最后主动将相位让给蔡泽，其让位的原因是由于蔡泽对他陈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的道理，并且用商鞅、吴起、大夫种等人功成不知身退而遭祸的事例，劝说他“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迎候，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范雎听了这番话，就称：“善。吾闻欲而知不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故范雎主动向秦昭襄王提出：“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昭襄王经过与蔡泽谈话，很赏识蔡泽，拜为客卿，迎候因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病笃。范雎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划，遂拜为秦相。
范雎即张禄。战国时魏人，他是秦国历史上智谋深远、继往开来的一代名相，也是我国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建树的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公元前266年范雎拜为丞相，封之于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故号为应侯。范雎当初想为魏国建立功业，早年家境贫寒，后随魏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为其所诬，受尽相国魏齐摧残，历经磨难后辗转入秦。范雎设法跻身于秦廷后，开始施展他的全部谋略和才干，辅佐秦昭襄王，因深得赏识和器重，出任秦相。他对秦国有巨大贡献，为秦统一天下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张禄和范雎为何是同一人？范雎因家贫无法得见魏王，投在中大夫须贾门下当门客。魏昭王使须贾出使齐国，范雎随往，凭雄辩之才深得齐襄王敬重。齐王欲留他任客卿，并赠黄金十斤，牛、酒等物，均谢绝。须贾回国，不仅不赞扬他的高风亮节，反向相国魏齐诬告他私受贿赂，出卖情报。魏齐将他拷打得肋折齿落，体无完肤，又用席裹弃于茅厕，让宾客往上撒尿。范雎装死，被抛于郊外。返家后即托好友郑安平将自己藏匿，化名张禄，并让家人举丧，使魏齐深信自己已死不疑。半年后，秦昭王派使臣王稽访魏。郑安平设法让范雎暗同王稽会面。经交谈，王稽发现范雎是难得之才，将他和郑平安带回秦国，范雎得以脱险。
范雎最后怎么死的？秦攻打邯郸失败，河东和太原郡失守，与范雎任用私党有很大关系。郑安平、王稽都是范雎保任，郑安平为将军，王稽为河东守。按照秦律“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王稽私通外敌，郑安平率部投降，都是死罪。因此，在公元前255年，范雎就同王稽一起被处以死刑。最有说服力的是出土的睡虎地简（竹质）记载：（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藏于湖北博物馆）
按道理以范雎之大名，其被处死，当时不可能不引起轰动，谁人不知？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感情用事的地方。范雎被拷打得肋折齿落，体无完肤，又用席裹弃于茅厕，其不幸遭遇与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同样不堪，司马迁乐于塑造身残志坚的形象。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仅就秦王朝历史而言，司马迁的《史记》无疑最具权威性。由于历史本身的极其错综复杂，即使司马迁去秦不远，其掌握材料最多，其记载中自相矛盾之处亦复不少。现试就秦二世一朝之记载失准而前人论述绝少者择述如下：
1. 秦二世诛诸公子大臣究竟是主动倡议还是被动附议。
据《秦始皇本纪》：“（二世）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在这种情况下，赵高献计，徧诛大臣诸公子。又据《李斯列传》：“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于是，赵高提出杀戮主张，二世然其言而予以落实。虽然两处记载中都以赵高之谋为主，但其间二世的角色出入甚大：一为处心积虑欲掀腥风，一为经人提醒陡生杀机。应该说，这两种可能都存在。从二世葬始皇大量宫人从死，封工匠于墓道之中的事情可以看出其残暴，其倡议杀戮不足为怪。但考虑到行为的延续性及性格发展过程，二世经人提醒而为非作歹的可能性更大。如沙丘之谋时，胡亥对由自己代扶苏而立，尚有些许不忍之心，及“已闻扶苏死，既欲释蒙恬”（《蒙恬列传》）。这些或可表明，至少到那时，二世还没有发展到歹毒的程度。扶苏已死，又安葬了始皇，胡亥有松一口气、纵情享乐之想也很自然。应该看到，杀戮诸公子大臣既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也是沙丘阴谋的继续。以阴谋开创的事业，理当为阴谋为后继。赵高作为沙丘之谋的主谋，他在杀戮事件中再次成为主谋，也是理之必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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