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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节啊，大家怎么过？

女性,组织,资本主义妇女节啊，大家怎么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其次，我们认为专注对身体的自我认知和爱护内在的风险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对身体必要的了解和保护跟对我们的身体施加控制的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切断，并因此而掩盖了有关“身体”的斗争对于建立任何解放性的政治纲领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我们应该要记得，为了其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是强制的，在不同时刻可以是义务生育、强制节育、为生产劳动力而强制生育、为工作而延迟生育，或者笼统的性物化。但在此背景下夺回我们的身体，并不在于获得对我们个人身体的控制——事实上，这种特定的理解使得一些地方的一些女性在对她们的身体和生育选择权上获得了实质性的控制的同时，其它女性的身体却正在被贫穷、警察压迫、过劳所摧残，同时在暴力和生活的极度贫乏面前无能为力。这当中，就包括了那些作为雇佣劳动力谋生而不得不放弃对自己生育和家庭生活控制的人们。

因此，我们固然不打算抹杀上述提到的关注身体表达的形式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有必要认识到，由于资本主义关系和价值观念带来的整体社会的碎片化，如果不构建一个意图为自身自由而奋斗的集体主义共同体，个人身体的救赎也会看不到希望。没有这个集体组织的持久过程，我们会继续被局限于个人，局限于这种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的地带之内；因此，我们应该将斗争转移到一个共同的地带上，并由此创造有着远超当前体系对个体能提供的丰富期望和需求的新个体。

萨帕塔主义者的自由：从服从到自我治理

来自萨帕塔主义领地5个区域的女性代表，在各自的演讲、歌曲、戏剧表演和艺术品中所强调的正是上述这种通过集体自组织创造出的新个体。她们先将她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经历的三种压迫理论化：贫困、原住民、女性，并给出了一个基于原住民所经历的殖民统治、奴隶制、暴力、强奸、强制劳动、强制婚姻、军队骚扰以及很多其他形式的暴力和压迫的多代际历史叙述。是这样的背景使得她们把重心放在一点上，这一点由负责代表全体萨帕塔女性在开幕式演讲的“叛军”艾丽卡最为清楚地表达了出来：“作为萨帕塔女性为自由而奋斗的斗争是我们自己的。男性和体制不会给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相反，父权式的资本主义的职责是让我们屈从。如果我们想要自由，我们必须自己征服我们的自由，以女性的名义。” 在此，萨帕塔主义者并不是在说父权文化仅仅值得女性关心，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相反，她们强调的是她们坚信除了被压迫者自身的行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让我们走向解放。基于这一点，她们接下来展示了自己作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成员和作为女性成员的斗争：组织起来并在领地上建立一系列自治的机构，使得她们对自身生活能有集体性的控制。在此我们想要通过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女性斗争的历史，来回顾那个集体的、政治化地形的诞生。

支持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马丁尼兹

1993年，在萨帕塔主义起义前夕，《女性革命法》在EZLN的首个出版物《墨西哥闹钟》（El Despertador Mexicano）上公布，当时它已经被萨帕塔军上下及其所有社区集会一致通过。该法概述了女性参与斗争、掌握权力职位、选择伴侣与控制自身生育健康、获取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权利，以及在革命法的基础上，与男性平等拥有权利和责任的要求。这一法律对于女性在萨帕塔领地上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权利和角色的设计，反映了女性为了促成在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创造、教育并最终决定做出如此激进的转变而做的大量组织工作。

在仅仅10年后的2003年，EZLN宣布设立五个新的据点以作为新成立的Juntas de Buen Gobierno（良政议会）的政治基地。良政议会是为了给萨帕塔主义社区和自治市提供第三个区域级别的自我治理的机构。当时，尽管这些自治实体还没达到完全女性参与，但显然EZLN已经实现了一次对自己的内部革命——它建设了以社区为基础的、自我管理的平民机构对叛军部队和所有萨帕塔领土行使权力，因此它不是局限于特定性别框架下的所谓女性战胜男性，而是使得社会自组织和集体自我治理的价值被放置于颇具雄性气质的以武力、军事等级为主宰的价值观之上的重要进步的军事化等级支配。

10年后的2013年，EZLN举办了颇有传奇色彩的萨帕塔主义小学堂，来自全世界的7000多名学生参加了EZLN社区自己开办的课程：“萨帕塔主义者的自由”。EZLN的4本课本中的一本——《女性参与自治政府》——作为该课程的重要读物出版，课本通过萨帕塔女性自己的叙述记录了她们在三级自治体制、自治教育和医疗系统当中如何进行积极而广泛的自组织，记录他们如何通过建立女性合作社实现经济独立，如何在家庭和社会领域为了实现女性的新角色而作出的转变，以及他们怎样借助这些社区机构的转型与发展使得良好的健康、读写能力、政治经验和组织领导力成为了女性日常生活的标准。

又过了5年，即《女性革命法》颁布25年后，EZLN领地五个区的女性协调组织了这场历史性的“斗争中女性”的国际集会，其展示的不仅是EZLN独特的号召力，还有这个运动中多样的社会基础和军事等级中萨帕塔女性的强大分析和组织能力。她们解释道，没有其他人可以给予或夺走这些能力，“没有神、没有男人、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救星、没有一个领导、没有一个女领导或女老板”能夺走它。

图片来源：solidarity

就效果而言，萨帕塔女性从殖民和家长制的蓄奴实践中翻身，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实施了《女性革命法》并进入了集体自治权力的最高位置。从该历史来看，萨帕塔主义女性的斗争（包括萨帕塔领地内的禁毒和禁酒）在保护女性免受肉体虐待、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暴力方面做出了虽不均衡但很突出的进步。萨帕塔运动的女性代表也明确表示，这些进步不是通过个人表达和防护的渠道实现的，而是通过斗争来改变自身具体的物质条件实现的，比如土地的使用、食物生产、健康、教育和解决冲突；这个转变与社区和集体意识对自我组织、自我治理的深刻理解是相辅相成的，后者造就了独特而不断演变的实践办法。因此，每一个萨帕塔主义女性的尊严和力量反映的都是全体萨帕塔主义女性的集体组织对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下至私密、上至全球的方方面面建构结构性的暴力、不平等和羞辱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进行的斗争。

父权主义是仅仅关乎女性的问题吗？

一方面萨帕塔女性强调女性的自由应当由女性集体夺取，她们也在各自的展示中重复强调，她们的斗争不是对男性的斗争，而是对体制的斗争。“叛军”艾丽卡再次代表跨代的萨帕塔女性集体发言：“你要知道剥削我、抢劫我、侮辱我、殴打我、藐视我和谋杀我的不总是男性。过去往往是女性对我们做出这样的事。现在依旧如此。” 在这种意义上，虽然萨帕塔女性在她们的反抗的每一层面都批判并反击性别主义和父权式的做法，她们的思想和行动让我们看到了某些其他女性主义观点的局限，即后者对斗争的想象局限于移除男性并取代男人位置的权力之争。换言之，萨帕塔女性没有把推翻对自己的压迫和现有支配关系中的上位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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