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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百家齐放,军事文化都厉害,后世咋就出现不了?
儒家,百家争鸣,思想春秋战国,百家齐放,军事文化都厉害,后世咋就出现不了?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先通读二十四史再来提问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像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战争频仍,社会混乱无绪的状态,往往更容易产生流光溢彩,思想多元的文化。这是一种文化的悖论现象。按照常理,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太平盛世,洛河才出书和图,凤鸟毕至。(《论语·子罕》)孟子也说过,五百年方有王者兴,而自己正是舍我其谁的王佐之才。(《孟子·公孙丑》)但其实则不然,究其原因,我以为应该不外乎以下几大因素。
其一:政治上的混乱和无绪,恰好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形成。咋一看,混乱无绪和文化多元是一组矛盾。仔细一想,又不无道理。正是因为政治的混乱无绪,也便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固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从而带来了文化思想上的混乱无绪。《论语》中,孔子曾经痛心疾首地喟叹,春秋之际,礼崩乐坏,政出于诸侯。这在当时人们的主流意识中,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的确算是一种倒行逆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在文化则未必。拿春秋战国为例。此时,周王朝名存实亡,天下只知诸侯,而不知有天子。周王朝制定的一切政治的文化的伦理道德、法令制度,都土崩瓦解,从而给多元化的文化思想的崭露头角,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此时此刻,对各种文化思想派别来说,大家才是平等的,公平的,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存在谁是主流,谁是异端,谁是正统,谁是邪说的问题。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都是一家之言。这一时段的文化思想特别发达,但是谁也不敢自夸为至尊、盟主。即使有这种人,那也是一种文化人的狂妄与放荡。现代人心目中,儒家学派可以说是不可一世了,可当时就有道家学派与之大唱反调。你不是要忠孝节义,治国平天下吗?我偏偏认为清虚恬淡,寂寞无为更好。墨家学派对儒家的“孝”和“礼”也大加非议。就连儒家学派内部也有争议。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后天的修为才是需要特别谨慎的过程;荀子恰恰与之相反。他提出“人之初,性本恶”,怎样使天生就“恶”的人性向善呢?只有学习,所以他最得意的作品是《劝学》。类似的学术流派还有很多很多,法、兵、农、名、阴阳、纵横、小说……异彩纷呈,光芒四射,成为混乱无绪状态下最不敢想象的事情。
其二,频繁的战争,使统治者无暇顾及对文化的专制。历史上的中国,大一统时期的君主,在将山川河岳当成自家的园子而随意处置,将黎民百姓当成自家的仆役率性对待之余,还要十分狂妄地禁锢人家的头脑,规定人们只准思考什么,不能思考什么。周厉王姬胡就曾经让卫巫给他做特务,发现谁说朝廷的坏话就抓住杀掉。三年后,国人都不敢说话了,在路上见了面,只好用眼神交流,十分恐怖和滑稽。于是,厉王洋洋得意地对大臣召公说,我完全能让国人不非议朝政了。召公听了,很忧虑地告诉他,你这是堵住国人的嘴巴,不让他们说话。你可知道,强行堵别人的嘴巴,就好比强行去堵滔滔的洪水,是要出大乱子的啊。厉王很不以为然,后来,终于被忍无可忍的国人杀死了。纵观国家四分五裂,社会混乱无绪时期的君主呢?他们在权力的争夺上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之暴戾、残忍,计谋之阴险、毒辣也是令人发指的。而在文化领域,还鲜有以这种政治手段强加于其上的例子。就算有也是极少数的胆大妄为者所为,是社会的边缘人干的。这也许正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放异彩,魏晋南北,诗文风流,群星璀璨,为我国文化史平添浓墨重彩一笔的原因。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留下文化这爿净土,而不横加干涉,肆意蹂躏呢?是他们多么在乎文化的神圣意义吗?非也。这里面有两大因素:一是此时的他们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这些跟眼前利益比较起来,不值一提的问题;二是稍微有些见识的主宰者都知道,对于这些只言片语,连篇累牍的思想和学说,取其一点,为我所用,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也就是孟子一边享受着齐宣王、魏惠王的车服美食,一边非议朝政,还要被这些君王当作圣人一般供奉的原因。而反观所谓江山一统,君临天下的局面呢?哪个时代出现过这种文化的大炸裂现象,涌现出这么多永垂不朽的人物?当然,我的这番议论马上会招来反驳意见。反驳者也许会举出李唐的李杜,赵宋的苏辛来加以反驳。但是请不要忘记,李杜的星光闪耀、大放异彩,并不在太平盛世,而在朝政腐败,安史为乱的混乱状态之下;苏辛的横空出世、卓绝一时,更是在国运衰败、民族危亡、江山飘摇的时代。可以说,他们的行世与出世,本身就是一部文化的发展史,社会的兴衰史。
其三,社会的混乱导致大量的文人失去了追名逐利的仕进之心,转而专注修身养性和学术研究。生逢乱世,为人君者尚且朝不保夕,朝立夕废。为人臣者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说不准哪天就祸从天降,掉了脑袋。一些有识之士只得淡泊自守,隐居起来。躲在山林或市井,无论怎样寂寥和喧闹,都是外在的,表面化的,真正的隐士总要寻找一个心灵的寄托,精神的圣殿。那就只有在文化的栖息之地尽情地徜徉。魏晋时期的政治空前混乱,司马氏执政短短五十五年,却无数次更替君王。特别是在“八王之乱”时期,司马亮、司马伦、司马炯、司马颖……一大批野心家、刽子手走马灯似的悉数登场,给那时的社会带来十分惨烈的后果。生灵涂炭,国破家亡。就是在这一时期,一大批蔑视礼教、放荡不羁的风流高士却应运而生。他们高举张扬个性的大旗,在文化的领域,创造出了多项震古烁今的成就,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嵇康和阮籍表现尤为突出。嵇康在得知山涛将要举荐他为官的时候,很是恼火,在《与山巨源书》中有理有据地予以拒绝不说,还将自己的老友大骂了一通,以表示其彻底跟官场决裂的决心。阮籍更是用醉酒作为拒绝统治者司马昭娶他女儿做儿媳的幌子。他们这些标榜自我、个性独特的处世态度、文化态度,使其跟以齐家、治国为人生理想,靠仕宦博取功名的文人士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共同制造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多元现象。
其四,文化人本身,也是造成非乱世难有开放思想的原因。政治和文化看似两个不相干的命题,实则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可以这样说,历朝历代大一统君王之所以敢这样有恃无恐地对文化专制独裁,完全是某些文化思想者惯的。是他们在各自的思想体系里大肆鼓吹君主至上论,鼓吹学术独尊论,才为那些胆大妄为者壮了胆,鼓了劲,为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支持。纵观历史,文化思想被历代学者细化为无数学派。其中又大致以三大学派为主。一是积极入世派,主要以儒、墨、法等为代表;二是消极出世派,主要以道家为代表;三是实用技术派,主要以农、医、卜等为代表。而积极入世派正是这种角色的扮演者。他们不管是提出怎样冠冕堂皇的仁德之术,首先都要将忠孝的大纛摆在前头,以换取君王的理解和共鸣。孟子虽然也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但仔细读《孟子》,你会发现,那只是一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玄异之辞罢了。在他的心目中,君还是最贵的。至于以老、庄为代表的消极出世派,又太过虚无,太无政府主义,完全无视阶级的存在、人类社会演进的现实,一味强调个体精神和自然的关系,玄则玄矣,却只能作为个人的信仰而存在。以之治国,则无疑抱薪救火,扬汤止沸。所以,山巨源在见到能言善辩,满口玄异之辞的王衍时说,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实用技术派则完全以某种技术为主,他们关注的是技术的本身和价值,更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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