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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儒家说商鞅变法是暴虐无道！是真的暴虐无道吗？

儒家,秦国,法家历史中儒家说商鞅变法是暴虐无道！是真的暴虐无道吗？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历史中儒家说商鞅变法是暴虐无道！是真的暴虐无道吗？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儒家和法家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两大对立学派，为执政者如何治理百姓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儒家认为治理百姓要靠"德”，用"仁丶义丶礼丶智丶信”来教化才是正道。法家则认为治理百姓要靠法律，赏罚分明。人犯了法就要严惩，绝不能讲情面，这样老百姓才不敢犯法，才服从领导。

商鞅在秦国实行的是法家治国思想，实行以法制国，商鞅变法虽然在增强秦国国力中一时产生了积极作用，最终还是失败了。因此，儒家说法家暴虐无道也是自然的。

历史经验证明，儒家和法家在治理国家中都有可取的一面。人不讲道德不行，但无出规矩不成方圆，沒有法同样不行，只有礼法并举，恩威都用才是有效的治回方法。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儒家思想是克己复礼以为仁，主张以德治国。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代表的是奴隶制社会。孔子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乱世时期，周室势微，礼崩乐坏，社会动荡，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孔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对的是上至中央的周天子，下及列国的诸侯们，都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都是内乏涵养的品性，外无利民的德行。只会争权夺利、残暴恣睢、穷兵黩武、穷奢极欲。正因为如此的社会纷争乱象，因而孔子以悲天悯人的心情著述立说，周游列国，总结上古圣贤的治国理政经验，希望各诸候国统治者能追随古圣先贤的思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提倡尧舜禹的治国理政经验，效法周文、武王的礼义文明制度。树立以天下为公的内圣外王思想，学习尧舜率天下以仁，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皆济天下的理想境界。

倡导统治者要内具圣人的才德而外施王道，教以礼义，感化人民。既独善其身，又兼善天下。积善累功，德洽百姓，而民从之，顺天应人。

孔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著《春秋》，形成了儒家思想体系，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信念和社会伦理观念。

孔子的为政篇就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形，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反对苛政和刑杀，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政治论点。

商秧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由新兴的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的变革时期，当时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斗争非常激烈，谁想立于不败之地，谁就得寻求自强的途径，时势造英雄，秦孝公为了改变秦国的落后局面而寻求改革，这就为顺势而为的商秧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商秧向秦孝公进说强国之术，秦孝公大为赞赏而欣然接受，改革措施有：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实行军功爵制，奖励军功，论功行赏。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奖励个体小农经济。推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这些改革措施都消弱了旧的贵族势力，推动了宗族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确立了封建地主的社会生产方式，这在当时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使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促使秦国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也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识时务者为俊杰，儒家学术和商秧变法都是可取的，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孔子也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及温故而知新的命题，国家体制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社会实践的成功之处在于因势利导，适应需要，盛世讲德治，乱世用重典也是必须的，商秧变法淡不上暴虐无道。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商鞅其人，不过是一个冷血的“国家主义”打手，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

据《商君书》所载，其变法理念有三：

（1）欲求国家强盛，须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

（2）欲求国家稳定，须造就一套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的社会机制。

（3）欲求国家长久，须秉持并实践“弱民”、“愚民”理念。

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三：

（1）按军功受爵；

（2）强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斩；

（3）百姓只许务农，从事其他职业者，及因懒惰而致贫困者，全家没收为奴。

商鞅是一个“言行合一”的人。他所推行的三大变法内容，与他的三大变法理念，是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

（1）按军功受爵，与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之间的关系，《商君书·靳令》里有一段解释：

“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这段话的大意是：无论国家是穷是富，都必须时刻处于对外战争状态，如此国家才能强盛，才不会被“六虱”侵害。“六虱”是什么呢？商鞅说了，指的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

（2）人人告密的社会机制，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商君书·开塞》里有一段解释：

“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

这段话的大意是：在民众将要犯错的时候惩罚他，就不会有大邪行出现，奖赏民众当中那些告密之人，就不会有小过错出现。民众身在战战兢兢当中，大邪行没了，小过错也没了，国家一定会大治，会强大。

（3）民众的贫困，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商君书·弱民》里有详细解释：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这几句话的大意是：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动力；富有之后，就会“淫”（商鞅所谓的“淫”，指的是物质生产之外的东西，比如求智欲）；“淫”了之后，国家就会有“虱”（何谓“虱”，见前文），就不能强盛。所以，国家必须想办法，不断“合法”拿走百姓所创造的财富，让他们再度回到贫困线上。如此，才能让他们长期将精力放在物质生产上，他们为了生存和求富疲于奔命，就不会有有精力去求智，国家就不会有“虱”，就可以强盛。而且，民众自觉地位低下，就会在意从国家获取爵位，民众自觉力量弱小，就会服从国家任命的官吏；民众自觉生活平穷，就会渴望来自国家的分配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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