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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门》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什么？
武士,强盗,樵夫《罗生门》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什么？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第二种说法是武士的妻子真砂讲的。她的主调是引起人们的怜悯。对于真砂来说，这相当于男性的英雄业绩因为这种说法使她以孤苦无依的暴行受害者的姿态出现，按照他的说法，强盗确实强奸了她，最后她无助的哭着跑进森林。强盗和武士没有交锋，她也没有暗示过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人死掉。她哭着跑向被困在树上的丈夫，苦苦哀求他的宽恕，而丈夫却始终沉默，轻蔑的盯着她，在丈夫看来，她已经可耻的失身，即便当真砂把刀交到丈夫的手上让他杀掉自己以表示妻子的忠贞时，丈夫仍然毫不动摇，冷酷的蔑视着她。此时影片描写的女人越来越绝望，然后是一个特写镜头：她高举着短刀，摄影机跟着她走向她的丈夫，直到她突然冲出画面。她自称晕了过去，大概没有意识到已经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最后真砂用一句问话结束了自己的陈述：“像我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女人该怎么办才好啊。”
死去的武士借巫女之口讲述了他的故事。武士说，强盗在强奸了他的妻子以后，又转而赢得了她的欢心，劝她一起逃跑。武士用一句话描写他妻子的反应，“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妻子像这时候那么美”，这是由于她爱上了强盗。真砂答应同强盗私奔，但她要求强盗必须把她丈夫杀死。这个时候，武士开始像多襄丸一样编造情节来美化自己的对手。换句话说，武士先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罪的丈夫，因为发现妻子不贞而震惊，他为了美化自己和他对妻子不贞的反应不得不抬高强盗，他把强盗说成是同他一样为真砂真实面目的暴露而震惊。武士把妻子说成了坏人，把强盗说成是某种规范的维护者，而自己则是这种规范的化身。后来真砂逃走了，而强盗没做任何解释就放走了武士。接下来这位孤独的丈夫听到自己在哭，然后用短刀刺入自己的胸口自杀了。武士的说法也同前两种说法一样声称受害人死于叙事人之手，而且自己高尚的品格优于其他人。到这时为止，只有武士的死是可以肯定的。
第四种说法是樵夫讲的。他躲到暗处看到了整个事件但没有参与，但是最后可以看出他偷走了插在地上的短刀，这把短刀既是值钱的工具，也是物证。樵夫因为害怕偷短刀受到处罚，所以没有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纠察使，而只在最后告诉了行脚僧和打杂的，到现在看来，第四种说法应该是符合事实真相的。
但是这部影片并不是探讨那种说法比较符合事实的影片，而是要反应人们为了维护自我形象而编造什么样的谎言，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我形象最值得珍惜。
樵夫讲故事时，影片没有配乐，而前三个人讲故事时影片却十分精彩的运用音乐来确定情调，而且樵夫的故事中叙事者又没有参与其事，这就使他的叙述不同于其他人讲的故事。樵夫谈到强奸以后的情况：强盗请求真砂嫁给自己，而真砂却表示两个男人必须为争夺她而决斗，武士马上往后退，宣称他拒绝决斗，不愿冒生命危险。黑泽明在自己的影片里塑造过很多勇敢的武士形象，而金泽武弘则完全是对武士阶层的讽刺。武士接着骂妻子是贱人，要她自裁。后来在真砂的辱骂下，两个男人被激得拔出刀来，起先二人只是长时间的逡巡不前，惊慌失措，然后才开始厮杀。导演在影片中描绘了他们在战斗中的无能、笨拙和怯懦，两人交锋时双手发抖，一方挥剑时另一方就转身逃跑，每次进击都以摔倒告终。战斗结束时，多襄丸目瞪口呆，筋疲力尽，他甚至慌乱到挥刀去砍真砂，最后自己一瘸一拐走进森林。
因此第四种说法起了揭露三个当事人可悲本性的作用，现在我们懂得三个人之所以都声称自己应对武士之死负责，是为了美化自己，我们在樵夫的叙述中看到了三位“英雄”的可笑模样：武士可耻的死去，妻子拼命逃离出事地点，而胜利者却被吓得神智失常。
这部影片的风格是以运用移动摄影机作为中心的。摄影机不断地告诉观众，每种说法都完全是从叙述者本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任何法官都知道，目击者的证词可能会有意无意的造成错误的印象，而不是目击者本人同事件有多少牵连。《罗生门》的风格使我们很快就察觉叙述者本人同事件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一旦发现不同的说法相互矛盾时，就会对每个当事人的证词都采取保留的态度。
移动摄影机用不同的节奏来强调当事人的叙述的主观性。例如，早在各个当事人叙述自己的故事之前，樵夫就描写了他发现尸体的经过。在今天，这种摄影机的移动早已不足为奇，但在1951年威尼斯电影节，正是在森林中跟拍樵夫的那一系列镜头使影评家大吃一惊并使黑泽明一举成名。然而可以肯定，对黑泽明来说，拍摄风格确是塑造人物的必要手段。樵夫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在发现尸体之前迅速穿越森林的运动，表明他心情舒畅，逍遥自在，虽然音乐暗示当时存在紧张的潜流。接着是第一个人的叙述，情调就大为不同，虽然其中包括更迅速的穿越森林的运动。强盗讲故事的角度也很古怪，足以使我们一开始就对他保持距离。迅速转动的摄影机衬托出他的怪癖性格，这种转动完全不同于对樵夫的那一段快速跟拍。
第二个和第三个故事的节奏比较慢，摄影机的运动也少得多，这是因为讲述这两个故事的两个人都把自己说成悲剧人物，真砂讲述她的故事时，强调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合情合理的反应，因此，我们看到她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第三个故事中武士也采取同她一样的做法。这两段的静态镜头多于影片的其他部分，这是由于两个叙述者都把自己描绘为唯一的表演者，当然这正是看出他们的叙述不可信的关键。第四种说法基本上如实的反映了整个事件的真相，为了表现他的客观性，移动摄影机再次起了出色的作用，造成了拉开距离的印象，并对其他三个人的谎言做了讽刺性的评论。
框架故事的运动涉及樵夫、行脚僧和打杂的三个人从绝望气氛到希望气氛的一系列活动。这个运动是用一种最基本的形象即天气变化来表现的，影片一开始一直在下雨，最后才停。这个象征暗示，人类的行动参与了走向恢复事物的正常秩序的总的运动。这个象征是对影片情调发展的外在评论，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强有力的表现了我们对动作本身进行观察的结果。
影片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生活在乱世的人，在面对背信弃义、挫折失败、自私伪善的事例的情况下，是应该时刻怀疑其他人，时刻提防其他人干坏事呢，还是应该对人保持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了适当的表现这个问题，导演交代了有关两个基本要素的全面情况。第一，他描绘了故事现场，以之作为大乱之世的象征；第二，他用三个人物来代表对当时状况的三种可能的反应。在影片开始的时候，樵夫代表一个内心存在矛盾的人，他刚刚目击了谎言和歪曲事实真相的一些惊人事件，不知道对人性应该怎么看，他代表正在追求真理的人。打杂的认为人性有恶无善，如果说影片中的事件对他产生了某种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变得更坏。行脚僧开始是以正面角色出现的，他坚持相信人性是善良的，虽然他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甚至在影片开始以前他所看到的事情就足够动摇他的这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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