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歌曲(我们能否选择生命最后怎么活)
生前,病人,医疗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歌曲(我们能否选择生命最后怎么活)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疗中心主任宁晓红也发现，越重的病，病人越不知道，欺骗是一种常态，“就连病人自己都知道，大夫在骗我，家属在骗我”。
也有病人，让医生去问自己的家人，“自己把权利放弃了。”
宁晓红觉得，病人想知道，应该尊重他。
家属不让告知的时候，大部分医生出于自我保护，会绕开病人，跟家属谈，因为病人走了，医闹的是家属。这导致，决定权很多时候不在病人手上。
刘寅认为，把选择权交给病人，正是生前预嘱的意义所在。
从医30多年，刘寅见过各种各样的死亡。她发现，大部分末期病人插着管子，“身上只要有孔的地方都可以插”，生存质量很难保障，治疗无效的时候，希望快点结束。
宁晓红也经常听病人说，“我不去受那个苦”、“走到哪算哪”，希望不要抢救，“非常从容地面对”。
然而，2018年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疼痛诊疗学术大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每年因癌症离世的患者超过200万，其中仅5%能有尊严地离去。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调查报告》也显示，在80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死亡质量居第71位。
当面临要不要抢救、插管等重大决策时，家属也很为难：积极救治，不一定能恢复；不救治，又会落下不孝的名声，担心遭到别人的谴责。
刘寅说，很多家属并没有判断能力，也没有思考时间，“大夫拿着个单子说你快签，病人马上不行了，你签还是不签？”
她发现，不少家属受“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影响，坚持“有一口气就要好好治”。不论感情、舆论还是道德压力上，都很难做出放弃的决定。特别是拔掉鼻饲管，等于把人“饿死”。
李瑛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工作多年。她发现，很多老人抗拒做有创救治，但家属坚持要做，不惜倾家荡产，欠下很多债，最后人还是走了。
事后，家属说，“假如是我，我肯定不要救了，但她是我妈，我没办法看着她就这样子走掉。而且我在社会上也没办法交代。”
李瑛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二十多年前，她的母亲得了慢阻肺，有一次病重救过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救过来？我又要回来受罪了。”
李瑛理解母亲，“但对我们亲人来说，希望她活得更好。”
过了大半年，母亲去世了，没有抢救，走得很安详。
之后，她的父亲因为肾癌进了ICU，出院后召集家庭会议，交代以后无论自己生什么病，都不要进ICU，输点氧气和点滴就好了。
后来，父亲病情恶化。送他去医院路上，李瑛特别纠结，要不要送他进ICU。
她最终遵循了父亲的意愿。三个小时后，父亲去世了。
宁晓红说，一些医院希望病人住ICU，医生觉得，延缓死亡就是胜利，家属一听医生说“不进肯定死”，就进了。但实际上，一些在ICU的救治属于无效医疗，只能暂时延缓生命，多活几天或一两个月。
她建议，进ICU前，应该让缓和医疗医生和病人、家属沟通，告知进去之后的情况，是不是病人想要的。“有的（病人）可能会觉得，进去（ICU）也是死，还不如多陪陪家人。”
刘寅强调，生前预嘱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做无意义的医疗，它还可以减轻家人放弃治疗后的道德负罪感。
江雪凌80多岁的外公，临终前，坚决不进ICU，不想“戴呼吸机，像牛鼻子拴着一样”。他安慰子女们，不要因为签了放弃治疗而懊恼，这是他自愿的，子孙都很孝顺，他很知足。
出院后，他跟老伴交代好后事，在睡梦中离去。葬礼上，大家“都很怀念他，很感激他”。
江雪凌后来意识到，外公生前那番嘱咐，相当于他的生前预嘱。
然而现实中，即便病人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家属完全遵循的很少，很多病人因此抱憾离世。刘寅记得有位老教授，临终前一直说想回家，远在国外的女儿则希望他在医院治疗。保姆只能哄老人：“再坚持下，马上带你回家”。没等到回家，老人就去世了。
宁晓红说，签生前预嘱，其实是一个跟家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获得家人支持的过程。医生可以拿着它跟家属沟通，带领家属去思考，病人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引导家属理解，最终尊重病人的选择。“实际上是在化解冲突。”
李瑛自己也填了生前预嘱，她觉得，回避死亡，可能会把临终时面临的问题留给家人，不如让家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帮助自己按照意愿告别。
谈生前预嘱，意味着谈论死亡
宁晓红办公桌上常年摆着生前预嘱，送给有需要的病人。她自己填了一半，搁置了。
直到去年12月，有一天午饭后，她突然咳嗽，一口气上不来，过了几十秒才喘上气。那个瞬间让她意识到，死亡随时可能发生。晚上回家后，她赶紧填完了剩下的内容，让丈夫签了字。
她发现，其实身边很多人都需要生前预嘱。去年在食堂吃饭时，她听到两位老教授交谈，其中一位说，她91岁的表姐，不想插管进ICU，不知道该怎么办。
宁晓红告诉老人，生前预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老人很感兴趣，说她几个同学也想了解。宁晓红便建了个群，群里有近10位老教授。
然而，在把生前预嘱文本发群里后，群里静止了，没人出声。
宁晓红觉得，对很多人来说，生前预嘱还很生僻，需要志愿者主动问候和解释，引导老人们去了解、讨论，他们可能才会填。
但在罗点点看来，生前预嘱应该坚持“第一时间缄默”原则，不去推销，不打扰，对方需要再解释。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王瑛回忆，2006年网站刚成立的时候，国内几乎没什么人知道生前预嘱。
2013年，罗点点成立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通过到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摆放生前预嘱宣传册，办生命教育讲座等方式，传播生前预嘱理念。
被婉拒是常态。志愿者在医院发宣传册，被人投诉；在街头发问卷，被扔到脸上。
宁晓红所在诊区门口，有一段时间放过生前预嘱宣传册，被人拿去垫屁股。也有人拿去看，但没有人收集反馈。放了一阵子，没人维护，就没再放了。她觉得，推广上可以多想些点子，比如，做成屏幕上的滚动信息。
“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人们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谈论临终，或者死亡。”罗点点说。
李瑛母亲去世前，写了四五页纸的遗嘱交给她。她当时接受不了，当着母亲的面烧了，说：“你现在好好的，干嘛写这样的东西？”
后来父亲病重的时候，跟她说：“我们可能在同一条路上走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她马上岔开话题，“觉得好像谈了，爸爸马上就会走”。
李瑛说，自己作为医生，见惯了生死，但面对亲人离去，也不愿意谈论死亡，“身边很多医务人员都这样”。
很多病人也不愿谈生前预嘱。刘寅说，临终病人很敏感，一提生前预嘱，会问“我是不是马上要死了？”只能试探着谈一两句，病人有一点不耐烦，就立刻停止。
谈论的时机很关键。病人正常的时候，跟他谈，他会有情绪；还在救治的时候谈，等于告诉他快不行了；终末期比较合适，病人有决策判断能力，也有时间安排后事。
上一篇：多少钱等于一两(中国古代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
下一篇：返回列表
相关链接 |
||
| 网友回复（共有 0 条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