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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何以成文字学千古经典)
说文,汉字,篆文堪称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何以成文字学千古经典)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五）所谓“9353”，指的是《说文》所收全部正篆，即《说文》分析解释的全部字。《说文》收字以篆文为“正”，作为标准字体，这就是许慎所说的“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收字原则。“今叙篆文”，就是以篆文（小篆）作为标准正字，同时也会根据需要收列部分古文和籀文。《说文》所谓“古文”主要是孔子壁中书和民间所献古文经所用的文字，“籀文”即传为西周晚期太史籀所编字书《史籀篇》上的文字。从《说文》来看，收入的古文、籀文，主要是与篆文有明显差异的字形。如篆文“箕”“子”“雷”下所收列的古文、籀文：
《说文》正篆之外，共收列籀文二百多个、古文近五百个。除此之外，《说文》还收有部分篆文或体、古文奇字和时用俗体。这些就是《说文·叙》所记的1163个“重文”。许慎撰写《说文》时，对当时所见篆文、古文、籀文以及俗文或体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这不仅有助于比较篆文与古、籀的异同，也保存了汉代流传的各类古文字和篆文异体资料，这是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使篆文以及古籀文字能得以较好传承。
（六）所谓“133441”，是许慎所记《说文》释义、说形、注音的总字数。《说文》在每个正篆之下，首先是“释义”。许慎释义采用了同义为训、音近声训、注明字源、标定义界等多种方法，如：“禄，福也”；“天，颠也”；“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吏，治人者也”。此外，《说文》还引用文献用例、引通人说或方俗语等为辅证来阐释字义。如：“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许慎用“天下所归往”之“往”释“王”是声训，引董仲舒和孔子说，是为了说明“王”的形义关系。《说文》引通人说或注明何人所言，或用“一曰”“一云”，保存不同解释。
其次是“说形”。《说文》在各字释义之后，对该字字形予以分析，以揭示形义之间的关系。许慎说形，就是将“六书”说具体落实到各字的构形分析之中。象形字用“象某之形”“象某某”等来分析，如：“人”“象臂胫之形”，“屮”“象丨出形有枝茎也”。指事字用“从某”并指出指事标记所在，如：“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形声字用“从某，某声”来分析，如：“祐，助也。从示右声。”会意字用“从某从某”来分析，如：“析，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许慎认为还有些字的结构是会意兼形声，用“从某从某，某亦声”来分析，如：“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
第三是注音。《说文》产生的时代，小学家们对字音的标注还停留在“某音某”的直音法阶段，直音法就是选用一个同音字来标注另一个字的读音。《说文》的注音主要是通过分析形声字，指出“从某，某声”，既分析字形结构也兼及注明这个字的读音。形声字在《说文》中占80%左右，通过分析形声字指出该字读音，是一个可行的方法。由于形声字的来源较为复杂，并不是每个形声字的声符与该字读音都完全一致，而其他非形声结构类型的字却又不包含表音要素，因此，《说文》的注音并不能完全依据分析形声结构来解决。形声结构分析之外，《说文》采用“读若”“读与某同”等方式，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比拟注音。如“珣”“读若宣”、“㺨”“读与私同”、“㚘”“读若伴侣之伴”等，采取了常见字、常用词和经典文献用字来比拟注音。在今天看来，《说文》的注音手段比较落后，但在当时能通过系统分析形声字从构形层面解决绝大多数字的注音问题，再辅之以“读若”等办法来标注一些字的特殊读音，对许慎而言也可谓煞费苦心了。
通过以上这组数字，对《说文》的版本、造字用字方法、全书结构、内在系统性、收字范围、分析阐释文字形音义的体例和方法等主要内容，我们就能获得一个总体认识，基本上可以把握阅读《说文》的要点。
阅读《说文》应注意哪些问题
关于文字对中华文明延续和传承发展的重要性，许慎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说文·叙》）许慎的文字学思想和观念，即便在今天来看，依然具有重要的现代学术意义。许慎不仅通过探求文字构形与其负载的文化意义体现其文字学观念，而且《说文》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汉字的阐释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刻影响了传统文字学的发展。因此，阅读《说文》，首先必须真正地认识许慎，体会许慎撰著《说文》的用意，更好地领略《说文》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
阅读《说文》也要认识到该书的时代局限性。虽然历史文化的发展在汉字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但阐释者对文字构形及其负载的历史文化内涵的阐释，难免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许慎的汉字阐释受到先秦秦汉历史文化的影响，既体现出对孔、孟等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亦接受了混合阴阳五行观念的汉代儒家学说，同时，其他先秦秦汉思想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在《说文》中隐现。归根结底，《说文》对许多汉字构形及其文化内涵的揭示，只是许慎在他那个时代所理解的历史文化，未必符合汉字构形的本义。因此，阅读《说文》，既要重视许慎对文字构形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要素的阐释，更要从历史文化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地寻找和还原不同历史阶段文字产生与发展所凝结的思想文化内涵，努力探索汉字阐释的科学方法和正确路径。
《说文》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所依据的文字形体方面。《说文》“篆文”是汉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沿革之后的形体，只是秦汉时代文字的样本。“古文”“籀文”虽然是先秦古文字，但其数量有限且为传抄材料。许慎以字形为依据，探求构形本义和历史文化内涵，所据“篆文”却是古文字发展的末流，而“古”“籀”也非最早的形体，尤其是属于战国文字的“古文”已多有讹变。许慎利用长期演变甚至讹错后的字形来探求造字初意和文化意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错误。尽管许慎以其惊人的卓识，将这种错误控制在最低限度内，但全书剖析字形不当、解说文字失误者仍不在少数。因此，阅读《说文》，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许慎存在的各种错误和问题。
百余年来，随着殷商甲骨文的发现，两周青铜铭文、战国秦汉文字等大量问世，一方面《说文》为释读甲骨文等古文字提供了凭借，另一方面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也为发现和纠正《说文》错误、解决其问题提供了可能。因此，阅读《说文》，必须高度重视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新成果，只有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成果来校正《说文》之失，才能更好地发挥《说文》这一文字学经典的当代价值。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2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