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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薪(论文景时期的刑法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肉刑,刑罚,刑法鬼薪(论文景时期的刑法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的经济、文化、制度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时代。它的刑法制度变化是中国刑法制度有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文景时期作为中国刑罚史上著名的改革举措而引人瞩目，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制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关于文景二帝的刑罚改革，前人和今人的评价很多，而在成为一门学科之后的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种评价基本对文景改革刑制持肯定态度，但也同样认为并没有逃脱出封建社会的枷锁，都认为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必行措施。本文将以西汉文景之治为背景，剖析文景二帝的刑制改革的背景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及其意义，并提出与诸多学着不同的见解。但是由于文献记载不足，有些问题尚未得到适当的解释；有些评价其本身则也需要深入剖析；还有我对一些学者的卓见虽然十分敬佩，但觉得似还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并予以补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现失误，深析也并不能保证正确，本文不过是对文景时期刑法改革的一种解析及其评价，以期研究。

关键词：肉刑 文帝刘恒 景帝刘启 缇萦 刑法改革

一 、文景时期刑法改革的社会背景

秦末，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至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便采用黄老之术，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至文帝肉刑的废除乃至以后的刑法改革，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统治者休养生息，施行仁政的继续，总的说来，这与汉文帝时期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以及文景帝二帝个人的原因等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一） 经济背景

秦末的乱世，原本国富民强的大秦帝国分崩离析，不再有昔日的繁荣昌盛。《史记平淮书》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这就是西汉初年民生凋敝的真实写照。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在乱世之后，统治者为了安定统治，首先必然要发展经济。汉初，经济萧条，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统治者实行了“劝趣农桑”、“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但是，社会生产力仍然不够，这就使得汉文帝废除肉刑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此外，汉高祖虽一统中原，但西北地区仍有匈奴不时骚扰，为了巩固统治，抵御戎狄，统治者也不得不优先发展社会经济。 汉文帝时，民间虽经高祖在位的十二年间有了一定恢复，生产呈上升趋势，但也只能算安定而非繁荣。据《汉书文帝纪》记载：当时仍然是“岁一不登，民有饥色”。在这期间，晁错、贾谊等人富有说服力的启发和建议，使得汉文帝坚定了“劝趣农桑”的思想。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这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受刑罚处罚的犯人正好是发展社会经济急需的劳动力，肉刑却恰恰时犯人丧失了部分或全部的劳动力，废除肉刑等刑罚改革，也就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文帝时期的刑法改革，并未起到真正的“轻刑”作用，依然折损了大量的劳动生产力，这就使得景帝也作出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刑法改革举措。

（二） 政治背景

汉初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汉高祖刘邦初入咸阳，便与城中百姓约法三章，安抚民心。在汉高祖一统天下时，便采纳丞相萧何与民休息的政策。其中“劝农趣桑，约法省刑”便是汉初黄老思想的体现。刘邦死后，皇后吕雉把持朝政，这便是历史记载的诸吕乱政。吕雉死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平定了诸吕之乱，为了稳定政治局面，经宗室大臣的反复谋议，决定立诸侯王中“最贤德”的代王刘恒为帝。 经诸吕之乱后，文帝深感民心贤能的重要性，一面加强自己的地位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继续实行西汉建国以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文帝的即位，暂时缓和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但仅仅是这些，依然不够的。正所谓“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汉文帝只有继续将仁政实施下去，以获天下百姓拥戴。废除肉刑，继续改革刑法，约法省刑，则是仁政的继续。 汉景帝则是子承父业。自古以来，守业更比创业难，汉景帝虽然只是在汉文帝的成就上再添辉煌，但我们必须肯定的是：由于汉文帝的一再容忍，景帝时期，诸侯王割据势力日益扩大，终于在景帝前元三正月，爆发了七国之乱，而景帝知人善任，重用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仅三月便平定了七国之乱。这不得不承认景帝实施的政策深得民心，也让汉景帝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与民休息，约法省刑”的重要性。

（三） 法律背景

秦王朝实行法家思想，在法律的实施与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过于严酷的问题，因此导致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二世而亡。刘邦入关后，首先宣布废除秦朝苛法，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以顺应民心。但是，随着形式的变化，简单的几条法规，是不可能禁止一切犯罪的。“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于是部分恢复了秦朝的法律，甚至是最残酷的“夷三族”之令。

作为封建王朝的西汉，奴隶社会的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却一应俱全，其严酷程度并不逊于秦时。 而汉景帝时，在其父改革刑法的基础上注意约法省刑，改革和完善法制，为了减轻剥削，缓和矛盾。景帝在法制建设和约法省刑方面做了许多变革。由于文帝对肉刑的改革并不完善，仍不足以保障受刑人劳动力，不能达到原先的预期效果，景帝时，对此作了详细规定。

（四）文化背景

秦王朝采用法家思想治国使秦国迅速强大，最终扫灭六国，天下一统。但是，秦王朝统一后，依然采用严苛的法家思想，这就使得秦朝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短命王朝。汉初统治者十分重视总结秦朝法治经验的教训，开始改革秦朝严刑苛法。在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呈现了一种奇妙的结合——统治者继续遵循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但同时统治者也略采儒家之言，以治朝纲。 据历史记载，汉高祖刘邦虽溲溺儒冠，开口就大骂“竖儒”。但是，儒生叔孙通是一个例外。当时，刘刘邦对朝廷混乱的秩序不满，遂任命叔孙通整理朝仪，从而使他在“定汉诸法仪”中崭露头角。从此以后，儒学渐渐抬头。但由于高祖后的文景二帝不喜儒学，景帝时期，由于窦太后的影响更甚，这就使得儒学不能成为正统。但到了景帝时，黄老政治的消极面暴露出来，黄老思想盛极而衰。

（五）社会背景

经汉初的白登之围后，汉朝的边疆时刻受匈奴威胁，为了保家卫国，汉朝统治者只有继续仁厚亲民，得到人民拥戴，才能共御外辱。另一方面，地方诸侯王的割据势力日益扩大，为加强中央集权，汉朝统治者与地方割据迟早必有一战。因此汉朝统治者在巩固自己统治的同时，继续推行仁政，劝趣农桑、约法省刑，以获民心。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从公元前221到公元前195年西汉建国初，共历26年。秦朝初年全国有3000多万人口；秦末，全国尚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都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经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及楚汉战争，只剩1600万。也就是说，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国当时的社会人口锐减了将近一半。而锐减的着一半人口中，多为青壮年，也就是封建社会里最基本的劳动力，就导致了社会劳动生产力极端匮乏。 （六）文景二帝的个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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