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一个人一个工念什么(外卖女骑手，在“男性系统”生存)
骑手,外卖,女儿一个人一个工念什么(外卖女骑手，在“男性系统”生存)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但十次里面也会有一次碰壁的时候。阴雨天，她向一位点了馄饨的顾客解释：“如果跑急了，馄饨汤容易洒，耐心再等一下，着急的话，也可以取消订单。”但放下电话，对方就投诉她态度不好，并要求她不要挂断电话，第一时间送她的订单。
阿凤姐觉得委屈，有男骑手教她，下次直接说：“下雨天我送不来，你退吧。”或者，“我要迟到半个小时，你能不能等？等不了就退。”不要解释那么多，更不要说汤洒了，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阿凤姐意识到，相比于男性，女性往往更愿意换位思考，和顾客沟通更有耐心，但不够直接的表述方式也更容易引起误会，甚至让自己的利益更多受损。
审视的目光
阿凤姐是爱美的，每天早晨出门，她都会花一个小时打扮，粉底液、防晒霜、睫毛膏、眼影、眼线一样不落，再换上干净的速干服和一尘不染的椰子鞋出门。送外卖的途中，每隔两个小时，她要去公共卫生间补防晒，擦干净下眼皮晕染的睫毛膏，重新补一遍。
取餐的时候，她不哄抢，也不说话，就往那里一站等着叫号。别人问她：“你等谁呀？”“我等单。”对方往往后移一小步，上下打量她，“你搞得那么干净，不像跑外卖的。”
她和同事闲聊说起，自己每个月在化妆品上花四五百元，防晒霜一个月用完一瓶，晚上回去还要敷面膜。有的女骑手很惊讶，“你还有敷面膜的时间？”也有男骑手说她是“败家娘们”。
她从不气恼，但会纠正对方，“我这不是败家，跟男人抽烟一样，每个人追求的生活品质不同。”回想起以前在老家做生意的日子，她最爱穿小羊皮时装鞋搭配裙子和带卡通图案的破洞牛仔裤，一线品牌的口红一次买十多支，她觉得现在的生活质量已经下降很多。
对于外卖骑手职业，阿凤姐坦承自己内心缺少认同，有关职业的自卑感在一次次亲身经历中累积。“这个职业在社会中是比较底层的，不受人尊敬的。”
她记得有一次去咖啡厅喝咖啡，没有脱掉工服。服务员给她推荐了10元一杯的咖啡，但店里点餐显示屏上大部分咖啡的价格都在40元以上。这让她感觉受了冒犯。
去看电影的时候，检票员会仔细打量着身着工服的她。有时进入高端商场，或是到高档小区送餐，也有可能被保安要求脱了工服再进去，或者打电话让顾客下来拿。
她不能理解，“我脱了工服就不是外卖员了？既然社会需要外卖员这个角色，为什么别人要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面对这些细微的挫败时，她只能自我安慰，“等姐有钱了，一次性充一万的卡，在他们面前潇洒一回。”
比起在外面遇到的窘迫和轻蔑，真正让她伤心的是来自丈夫的不理解。
一次下雨天，阿凤姐送外卖的时候在路面上摔了一跤，回家告诉了丈夫，对方不但不安慰她，反而数落她：“你怎么这么笨？别人不摔就你摔。”
她还记得来北京半年多的时候，她从老家带来的一瓶阿玛尼香水用完了，但自己舍不得再买一瓶，她希望丈夫能送她一瓶做生日礼物。但丈夫说：“你跑外卖的，把自己喷那么香，是勾引男人吗？”
最后，阿凤姐自己买了香水，只是没有买阿玛尼的。
这两次经历就像一根刺扎在了阿凤姐的心里。
在采访时，孙萍也指出，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审视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最早的时候，女性被养在深闺当中，到现在从事坐办公室的细活、轻活、体面一点的工作。但是女性外卖骑手和我们设想当中或者社会期望的女性表征是相反的，所以她们面临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站点的站长也说过阿凤姐：“能不能把自己搞得像外卖员一样。”她反驳道：“外卖员应该什么样？一定就得素面朝天，连指甲油都不能涂吗？这点自由都没有了吗？”
“大环境认为一个跑外卖的，不应该把自己搞那么精致。”她按照公司的要求穿工服，不穿高跟鞋，除此之外，她不愿再为了别人的目光做任何妥协。
她骑车等红绿灯时，时常有女性拦下她：“大姐，跑这个挣钱吗？有什么要求？”阿凤姐觉得，女骑手越来越多的背后，是女人也要出来挣钱，不再像过去，在家照顾好丈夫、孩子就行。
她每天都和念初中的女儿通电话，但从不告诉孩子自己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她希望趁着现在能干得动，多干一些，碰到其他机会再慢慢转行。或是攒足一笔启动基金，去海南开一个小的门店，卖水果、鲜花。
每次接女儿放学，柳青会特意隐藏自己的骑手身份，把电动车停在远离学校正门口的地方，在外卖箱里备一件棉马夹或者冲锋衣，穿在工服外面再去接女儿。她形容“自己一到学校门口，（气场）立马变成1.2米，怕被别人看见。”
“担心自己混得没有其他妈妈好，被别人瞧不起。”这是柳青始终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她记得有一次，因为送错订单，晚来了学校接女儿，老师想打电话催一下她，女儿却拦住老师，“你别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是送外卖的，你要给她打电话，她一着急就会摔跟头。”她知道后，又好气又好笑：“我天天藏着掖着，怕别人知道我做骑手，你怎么告诉老师了？”
女儿毫不在意，夸奖她：“你干的这个工作很伟大很辛苦。疫情很多地方都封了，如果没有外卖员，好多东西他们都收不到。”柳青发现，真正觉得自卑的人其实是她自己。
在家里，柳青同样是“顶梁柱”般的存在，她既要挣钱养家，又要洗衣做饭、接送孩子、甚至在女儿哺乳期时，每次喂奶、换尿布、哄女儿睡觉都是一个人承担。
每当她身心俱疲的时候，就会冲孩子爸爸发火，“他干饭店的，节假日、周末永远都特别忙，平常孩子接也接不了，送也送不了。”她期待丈夫也能参与一下育儿，不是把她当成“机器人”或者“铁人”。
柳青喜欢骑手工作的自由，但不打算长期从事。“因为这个工作不交社保，我现在每个月自己交1100多元的社保。”
她更希望找一份能上保险的、正式的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如果疫情好了，她计划开一家蛋糕店。“我从小在老家长大，很少吃过蛋糕。出来打工之后，只有过生日才买蛋糕，一直对这个东西挺喜欢的。”
午高峰过后，张玲难得有一段休息时间。她喜欢朝着太阳光的方向躺在电动车上，玩一会儿手机，从外卖箱里掏出自己准备的饼干和糖果塞进嘴里，感受生活里的一点甜。
她说：“再过两年还上了家里的外债就回家，留在孩子身边。”（刘昱秀）
来源：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