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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个工念什么(外卖女骑手，在“男性系统”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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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阿凤姐跑10单的时间，男骑手能跑15单。为了争一口气，她曾有一段时间在别人休息吃饭的时候，继续跑单，想把被落下的5单挣回来。“结果自己没有吃好，没有喝好，也没有休息好。后来我一想算了，不能为了三四十块钱和自己较真。”
现在，她每天完成了自己设定的300元的目标就收工，不再拿自己和男骑手作比较，或询问对方“今天跑了多少单？”
柳青也有过为自己车速太慢而焦虑的时刻。
她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也害怕出事故，电动车不敢开得太快。遇到顾客催单，要靠边停车后才敢接电话。在非机动车道，如果有骑手想要超车，也会主动避让。但她经常见到男骑手一只手扶车把，一只手接电话，速度像飞一样。“看他们骑车，我都害怕，在路上真的是玩命。”
大型超市的门口，通常聚集着很多骑手。一些重量在二十公斤以上的超市订单，配送费用能达到10-15元，比如配送成箱的桶装水、1.5升的食用油、大米、西瓜等。接过几次这样的订单后，柳青浑身酸痛，肩膀、后背贴上膏药，好久缓不过来，她主动将目光投向药房、便利店配送费用3-5元的订单。
柳青曾做过一个调查问卷：“抢订单的时候，你最希望看到订单上显示什么信息？”她回答：“我唯一的愿望是显示订单重量。”
孙萍形容，外卖系统的算法体系是按照男性的身体和气概打造的，在劳动强度、管理规则等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男性气质。“算法后台的数据来源，大部分是基于男性数据制定的标准，那么越来越多女性加入这个行业就会有明显的不适。”
有些地方的外卖站点会根据配送难度分等级。孙萍解释，比如有的站点工作强度大，高峰时段订单特别多，订单重量大，特别容易超时，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比较多，订单的配送价格也更高。女性面临一些先天短板，跑10元/单的订单很辛苦，她们会自动下沉到订单价格低，相对轻松的站点。就算她们去到难度等级高的站点应聘，站点的骑手也会说，“这个地方你干不了”，“我们之前没有女骑手，我们招的都是精干厉害的男性来干的。”
相比起体力上的弱势，如何“平衡”好照顾女儿和骑手工作，更让柳青感到一种“分身乏术”的无力感。
“有时候孩子放假，带着她送餐，就算心里着急，也宁可慢一点，不会闯红灯或者逆行。”柳青带女儿送单时，她一次只抢一到两单，遇到有游乐设施的小区，还会陪女儿多逗留一会儿。这也意味着带女儿送餐，一天的收入只有平常的一半，不到一百块钱。
同时，她害怕被人说闲话——“还带着孩子送外卖？”以及旁人的特殊照顾。比如，商场的保安看到她带着孩子取餐，劝她：“钱是挣不完的。”等红绿灯时，交警也责怪她：“带着孩子送外卖多不安全？”
有一次下雨天平台做活动，配送费用更高，她让女儿站在旁边银行的门檐下避雨，自己去店里取餐。回来后，发现女儿手里抱着一件好心人留下的外套。
柳青时常感到内疚，但她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她的父母和公婆都在老家，丈夫在餐馆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如果她不带着女儿出门送外卖，她怕女儿因为害怕胡同里的野猫，不敢出门上厕所；怕女儿出门和小朋友玩，走失了；也怕女儿吃不上一口热饭。
在她的印象里，有一次给独自在家的女儿订了外卖，由于女儿没看到外卖盒旁边密封的开口，把盖子快砸烂了也没打开。午高峰时，女儿给她打了五六个电话，她心疼女儿，却只能说：“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赶紧送完就能回家。”
还有一次，女儿独自在家，去了同学家玩，她回来时找遍了周围有孩子的人家，也没看到女儿，害怕得报了警。她说：“从那次以后，我再没有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
“去性别化”与“示弱劳动”
在孙萍的观察里，女骑手们为了适应男性化的工作环境，通常采用两种生存策略：第一种是开启“hard”模式，用男性气质包装自己，强调自己具备在这个特别糙、特别需要吃苦耐劳的行业生存下来的能力。
第二种是展现“笑脸迎人、嘴甜、慢慢说、包容心大”等女性气质，将性别身份与骑手身份进行对接和融合，从而实现“性别翻盘”，将“示弱劳动”转化为“优势劳动”。
“去性别化”像是女骑手在外卖行业的一层保护色，在上海宝山区做外卖骑手的张玲，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她经常自嘲“男骑手都不把我当女的”。
2021年年底入行外卖骑手以前，她在家具厂的食堂上过班，“爱美”是她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其他人穿围裙做饭，她则从来不穿，而是喜欢穿高腰的超短裙，每天上班都要化妆。
但成为外卖骑手以后，她所在的外卖平台要求骑手每天穿统一的工服，佩戴头盔，“想讲究也讲究不起来。”上海的冬天有些湿冷，她常常把自己裹成粽子，外面套着肥大的工服。由于要佩戴头盔，画了眉毛也会被头盔遮住，她索性只抹一层防晒出门。远远望去，如果不是一撮露出头盔的马尾辫，很难分辨出她的性别。
张玲所在的站点有70多名骑手，她在站点的排名常常位居前三。每次骑手排名更新，都有男骑手在群里议论：“你们这些大老爷们，还不如一个女的。”
选择外卖骑手这份工作，张玲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多挣钱。她的老家在四川农村，14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都在念书的年纪，家里前几年装修房子，欠下不少外债，她说：“只要能挣钱，你叫我去洗厕所我都愿意，我都不在乎。”
为了在这个男性优势的行业里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机会，她每天早上7点多上线接单，比多数骑手提前上线一小时，抢后台积压派不出去的订单。赶上送餐的高峰时段，即使顾客所在的小区有电梯，如果楼层不高，她都会爬楼梯送餐，为了节约等电梯的时间。在4月初，上海疫情爆发的时候，公共厕所暂时不开放，她不到万不得已不喝一口水，只有下午2点回宿舍吃饭时，才去一趟卫生间。
在张玲看来：“我的车子能驮动40斤的东西，我就尽量自己送40斤的东西。只要能吃苦，（这份工作里）女的不比男的差。”
阿凤姐的想法则不一样，她说：“毕竟咱们是个女的，该示弱就要示弱。”
孙萍和其调研团队也曾在论文《平台、性别与劳动:“女骑手”的性别展演》中提到：一些女骑手不会一味选择证明自身不输男性的体力和能力，而是通过遵从传统的性别规范，即承认并利用“弱女子”的身份，来积极调度周边资源、寻求帮助。
在午高峰时段，写字楼的电梯总是人满为患。为了赶时间，阿凤姐常常声音清脆地喊一声：“哪个帅哥去六层呀？帮个忙呗，帮我把餐放到六层的架子上。”“人家100%都会帮忙，嘴巴甜一点人家都高兴”，阿凤姐说。
遇到订单太重、车胎被钉子扎了、或是特殊天气，她也会提前和顾客打电话解释一下，争取对方的理解。
有一次，顾客一份订单里点了16份盒饭，32瓶饮料，配送费用8元，距离1.1公里，但她拿不了那么多。她不好意思在午高峰麻烦男同事帮忙，就试探地询问顾客能否帮忙接应一下。对方开车到红绿灯路口附近等她，她分三趟取餐送到了马路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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