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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开纸有多大(中归联︱逃避、盲从到忏悔：日本战犯绘鸠毅的战争认识)

战犯,日本,战争8开纸有多大(中归联︱逃避、盲从到忏悔：日本战犯绘鸠毅的战争认识)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入所初期，大部分战犯打监闹监，气势嚣张，不服从中方的管理。“他们把自己的暴力性情，对他人的不信任、权威主义等都投射给中方，又反过来侵扰着他们自己。被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包围着，深信面临着中国共产党的报复。”（[日]野田正彰：《戦争と罪責》，岩波書店，1998：99）尽管如此，新中国政府克服困难，对战犯实施基于国际惯例的人道主义待遇，战犯们终于摆脱了此前的慢性饥饿和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绘鸠毅“想起在西伯利亚的生活，这里简直是‘天堂’一般。我们从饥饿的痛苦之中被解放出来了”，体会到了作为“人”的尊严。

绘鸠毅曾患有高血压，管理所将其安排到专门收治高血压战犯的监房，“在饮食方面给提供特别的小灶，运动时间也增加了”；来中国第一个新年，工作人员送来了日本的年糕，绘鸠毅激动不已：“令人怀念的父母兄弟的味道、故乡的味道……我们从心底感谢中国人，是他们的温暖让我们记起了这些味道。”

他们（工作人员）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对待我们这些他们真正的“敌人”，他们始终坚持了施之以尊重“人格”的“人道主义待遇”。在他们“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低下了头。我反省自己以前蔑视中国人的态度。

中国政府是始终将战犯当作“人”来对待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始终将中国人的自律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融入到工作的每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当中。而对于一向蔑视中国人民、曾在中国犯下过非人性罪行，如今被关押在异国他乡监狱里的战犯来说，两者之间的反差必然极为强烈。

管理所时期的绘鸠毅

由于受到抗美援朝战争等国内外事件的影响，最初的两年多时间，战犯的侦讯工作未能如期开展。战犯们没有重体力劳动，时间充裕，每天一起游戏、聊天。在交流中，西伯利亚期间形成的疏离的人际关系得到了修复。“我们彼此关系融洽，有了人情的冷暖……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是恢复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了”。战犯的精神状态与身体状态逐渐稳定下来，一些人开始产生学习的愿望，迫切地想了解监狱外的“新的世界和历史的发展，还希望了解什么是正确的知识”。

1953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因势利导展开了监房为单位的集体学习，各个监房自行决定每天的作息时间，主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主席著作以及国际法。通过理论学习和结合个人体验的讨论，战犯们对战争的认识开始变化，逐渐认识到了战争的侵略性、崇拜天皇的思想对自己的毒害。

1954年3月，最高检察院派“东北工作团”进驻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启对战犯的侦讯工作。东北工作团通过调查掌握了大量的战争犯罪证据。同时在管理所内部对战犯开展了“认罪教育”，要求战犯交代个人罪行。战犯们对此心绪不安，担心坦白罪行后会面临惩罚。但战犯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想法：

战争中我们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人道上也是不可原谅的。尽管如此，中国人民一直以来对我们实行如此宽大的、人道主义的待遇。作为回报，我们应该把我们犯下的罪恶都写下来交给管理所来谢罪。

管理所以战时归属为单位将战犯划分为若干小组，在小组内部开展认罪学习。首先由本人说出所犯罪行，然后谈谈对罪行的看法，也就是“自我批评”。然后其他人对其进行“批评”。评判标准是坦白内容的真实性、全面性、自我批评的深刻性。

绘鸠毅的认罪始于东北工作团侦讯期间对战犯开展悔罪教育之后，彼时大部分战犯已经完成了罪行供述。绘鸠毅在同伴认罪接近尾声时提交了包含索格庄活体刺杀中国农民在内的四桩罪行，后附上一句“做了很抱歉的事”。随后有几个战犯批评他还有“军国主义思想残渣”，东北工作团的指导员也认为他发言不合格，让他做进一步的思考。他又做了第二次认罪发言，还是不合格。绘鸠毅深受打击，“我没有隐瞒任何罪行”，“难道又有人捏造了我不知道的罪行，检举了我？”

此时从北京来的一位谭姓指导员和他谈了话。在绘鸠毅的记忆中，这位和蔼、具有学者风度的指导员建议他“站在我们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反省你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来到中国的侵略行为”，绘鸠毅受到启发，开始认真反思。

对这段刻骨铭心的认罪经历，绘鸠毅回忆中作了如下记述：

直到今天，我还认为“在当时的军队机构中属于不得已的事情”。但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兄弟，我绝不会采取这种“旁观者的态度”。哪怕豁出自己的性命也要把他们救出来的吧。想到这，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被我们杀害的四名中国人的家人们会说：“‘如你所说，战争是伴随非人道的，只能如此。你不过是听从大队长的命令，所以我们就允许你这么做’吗？不，他们肯定不会这样说。他们一定会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把那些家伙绑在柱子上，我们一起刺死他们’。我原本就没有理解到被害者的心情。”

绘鸠毅联想起如果自己的家人面临无辜杀戮时，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应。当他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反思罪行时，产生的不仅仅是对被害者“怜悯”，而是思想上实现了与被害者“感情共有”，与不甘死去的被害者及其家人共同感受愤怒、悲苦等人类共有的情感；从被害者的立场出发，意识到了自己的残忍，产生了强烈的自责。他认识到作为日本侵略集团的一分子，是战争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不能以任何借口来回避个人的战争责任。

1954年8月21日，绘鸠毅向中国政府提交了罪行供述书。他不再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开脱。与第一次的供述相比，绘鸠毅最后提交的笔供中记述了其参与的杀人（253人）、密谋（2件次）、放火（八路军兵工厂1处，民宅232户）、殴打拷问（40人含妇女2人）、强奸（11人次含中国妇女6人朝鲜妇女5人）、逮捕（21人）、拘禁（1人1个月）、酷使（19件3593人）、掠夺（武器·粮棉布匹等悉数记录）等在内的16开纸大小42页的供述，并将责任具体到“自己”“下命”“受命”“集体”，实施犯罪的方式也细化为“虐杀”“刺杀”“斩杀”“炮杀”“碾杀”“毒杀”“爆杀”等，（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2辑（94），中华书局，445-486）战争责任意识清晰可见。可见管理所方面谋求的认罪不单是表面屈服和供述罪行，还需要战争加害者厘清自己的犯罪思想。

如果说绘鸠毅之前坦白罪行，主要是出于对管理所的人道主义对待的感恩心理，那么此后能够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换位思考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产生同理心，反省个人战争责任，则说明他恢复了人的良知和人类之间的同情心。

无论是在从军期间还是在西伯利亚劳动改造时，绘鸠毅经常表现出对人性和人道有着非同寻常的渴念，也曾为自己与同胞的人性堕落而感到羞耻，这也是他可以从鬼变成人的积极因素。在战犯管理所尊重人、尊重人性的教育情境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的这些品格特点又强烈体现出来。绘鸠毅在与工作人员、与其他战犯的人性连带中获取力量，勇敢与天皇制的思想、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决裂，否定过去的自己，否定曾视为“正义之举”的战争，从万事“唯上”的“奴仆”变成人格独立、具有人类良知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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