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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开纸有多大(中归联︱逃避、盲从到忏悔：日本战犯绘鸠毅的战争认识)

战犯,日本,战争8开纸有多大(中归联︱逃避、盲从到忏悔：日本战犯绘鸠毅的战争认识)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王健 周桂香 白雪桦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千余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1956年6-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依法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对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分别判处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其他千余名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1964年4月最后一批服刑的战犯刑满释放回国。

1957年9月，释放回国后的战犯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几十年的战后日本社会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作为战争亲历者站在“战争加害者”立场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虽遭受来自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坚持活动直至2002年，因成员年事高，“中归联”宣布解散。其中一个支部拒绝解散，誓言坚持到最后一人。部分原“中归联”成员在组织解散后也一直以个人身份从事证言活动，向世界讲述日本侵华战争真相以及中国的和平政策。如今，健在的“中归联”成员已屈指可数。

“中归联”原常任委员长绘鸠毅（1913-2015），参加侵华战争4年，后在苏联西伯利亚抑留5年，1950年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6年，1956年被中国政府宽大处理，免予起诉释放回国。1988年任“中归联”常任委员长，2002年“中归联”因成员高龄解散后，仍然坚持战争证言活动直至生命结束。

纵观绘鸠毅百余年的人生，前半生被战争所左右，从一个立志从事哲学研究的普通知识分子，历经任职文部省、高中教师、侵华战争、苏联西伯利亚抑留、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从25岁到43岁的十八年间辗转三个国家，与世浮沉。后半生在赎罪中度过，致力于中日两国的和平与友好。其战争认识也随着立场与境遇的改变而逐渐发生变化，经历了逃避、反省与忏悔的过程。

“皇军”士兵的四年：由知识分子到侵略者的蜕变

绘鸠毅，原名石渡毅，1913年（大正2年）3月出生在日本鸟取县一个教师家庭，至1938年（昭和13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系统完成了战前日本社会的初、中、高等教育。

绘鸠毅认为幼小时期的学校教育对其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其最高理念是“忠君爱国”，即“我大日本帝国乃天照大神子孙——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世界无比之国体，能为元首天皇陛下献身是国民之神圣义务，亦为最高荣誉”。《教育敕语》确立了日本近代教育的根本方针。大正初年（1912年），政府要求各学校供奉《教育敕语》和天皇、皇后的“御影”。

绘鸠毅小学时每逢节日都要唱歌赞美天皇，然后向“御影”行礼致敬，学校还举办《教育敕语》的奉读式，同时伴随着激昂的军歌。1925年，日本现役军官被派到各级学校，强化学校中的军事教育。据绘鸠毅回忆，他进入初中时，学校将军事训练作为必修课，旨在一旦发生战争，学生可以立即服务于战争。学生们都以此为荣。从1925-1938年，绘鸠毅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每周两学时，接受了总计八百余学时的学校军事教育。

无处不在的皇国教育，日复一日地熏陶，少年时期的绘鸠毅就成了“天皇教的俘虏”，脑中被刻下了“天皇臣民”的烙印，“对天皇和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敬畏感”。“平时我们满不在乎地对其他民族使用蔑称，诸如‘清国佬’‘俄国佬’‘外国佬’之类。这也许就是长大后在战场杀害无辜的他国人民时只当做杀掉猫狗般的事情的一个原因吧”。

这种极力灌输“皇国思想”，并且染上军国主义色彩的日本近代教育，使得“神国”、“皇国”观念和日本民族优越论深植于国民的思想深处，是导致日本民众轻信与盲从侵略战争的重要原因。

1931年绘鸠毅进入旧制水户高中文科学习。在校期间他阅读了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日本白桦派的文学作品以及同时期日本哲学家的著作，由此接触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开始思考“自我是什么”，思想渐渐由“忠君爱国”转向尊重人权和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想。水户高中曾爆发过左翼学生运动，校方借助政府之力镇压了学生运动。绘鸠毅的班级里仅有他和冈村宁次（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儿子两人没有参加抗议活动。绘鸠毅回忆说，当时是不想让父亲和家里人担心，可实际上是想逃避法西斯主义。绘鸠毅反思了高中时的思想转变，认为“那是一种对政治的无力感，缺乏实践能力的一种‘浪漫空想主义’”。绘鸠毅觉醒中的个人精神终究还是被从幼小开始深受的国粹主义、军国主义性质的教育所压制。

1934年绘鸠毅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伦理学专业，专攻“康德伦理学”，他将康德哲学中的“人格”、“道德”等尊重人权的理念视为人生指南，自称“康德学子”。

1938年绘鸠毅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文部省教育局思想科工作，该部门是战争期间监控教育界思想的大本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不断膨胀，大力推行对外扩张，对内思想管制愈发严苛，“不仅是共产主义者和左翼分子，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受到政府审查…..但凡与国体思想不一致的异端均强制地予以排除”。（[日]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3）绘鸠毅的工作是调查各大学思想倾向，并受命检查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河合荣治郎的著作中是否有背离“皇国思想”的内容。绘鸠毅非常敬重河合荣治郎教授，认为这种暗地“思想告发”违背了“我这个康德学子的良心”，他提出换到其他部门遭拒，终究难以忍受政府部门的氛围，一年后主动辞职，回到家中钻研哲学，以示“微弱的抵抗”。

1939年，绘鸠毅到高中任教。学校里师生和睦相处，学术氛围浓厚。绘鸠毅热爱教师工作，沉浸在恬静的校园生活中。期间，日本不断扩大战争，在国际上愈加孤立，而国内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绘鸠毅感到自己的祖国处在危急存亡之际，为此而担忧。但是，包括他在内的日本很多知识分子对时局只有冷漠和袖手旁观，以探索“真理”的名义逃避到书斋中，远离现实政治，没有去阻止战争的进一步发展。

1939年，高中任教时期的绘鸠毅

战后，绘鸠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后，他对战时自己缺乏社会责任感，对政治现实漠不关心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反省：

我感觉这个（教条主义）批判也是对我的观念立场的批判。促使我反省，我个人的观念是脱离了日本的现实，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中为明哲保身而筑起的一个“空中楼阁”。

“人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现代国家中并不存在世外桃源”。（[德]雅思贝尔斯：《德国的战争罪责》，转自金寿铁：“罪责反省：克服过去的新生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15(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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