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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开纸有多大(中归联︱逃避、盲从到忏悔：日本战犯绘鸠毅的战争认识)

战犯,日本,战争8开纸有多大(中归联︱逃避、盲从到忏悔：日本战犯绘鸠毅的战争认识)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在疯狂扩张、推行“总体战”的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绘鸠毅这一普通知识分子也是难以独善其身。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化，日本急需扩充兵力。1941年6月，28岁的绘鸠毅接到作为补充兵入伍的召集令。他心情复杂，做好了战死的心理准备，“我的人生就此结束了。曾经拥有过那么美好的生活，我死而无憾。未来不可知，唯有顺应天命”。

当时日本政府把侵华战争美化成“膺惩暴支”的“圣战”，报纸和广播为排外热和军国热推波助澜，支持战争的热潮在民众中此起彼伏。（[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25）学校为绘鸠毅举行了壮行仪式。“虽然接受了大学的教育，但我内心深处对当时日本执政者倡导的‘圣战’和‘八紘一宇’等口号还是深信不疑的”。他在壮行式上宣誓：“为了祖国，为了大和民族的幸福，我将拿起枪来。”可见，绘鸠毅与当时的日本大多数民众都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出于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在军国主义思想的蛊惑下，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产生了“神圣”与“正义”的幻觉。

入伍后，绘鸠毅接受了严酷的新兵训练。他在回忆录中痛斥道：“这种训练抹去了人原有的尊严、感情和理性，使人的头脑一片空白，蜕变成上级一声令下即刻机械地执行命令的杀人机器。”不仅如此，新兵还要受到老兵的欺辱。

拿我来说，曾因被认为“态度傲慢”，被一个两年兵用橡胶鞋底打过、还被用皮腰带抽过脸。那种难耐的痛苦和憎恨，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种私刑在日本军队中是“老兵的特权”，不受约束。新兵只有默默忍受。“上级的命令就是朕的命令”，在奉行这种信条的军队里，唯一的反抗方法就是“逃跑”或者“自杀”。

绘鸠毅在封建专制的军队中感到压抑、苦闷，却无力反抗。中队长推荐他申报军官候选生，他冒着被羞辱为“国贼”的危险，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了。因为士兵有回国的希望，做了军官就是职业军人，“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脱离军队这个牢狱的。或者说，任陆军少尉时作为机关枪小队长，就会死在战场”。

1942年3月绘鸠毅出征前

1942年4月，绘鸠毅编入日本侵华第43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独立步兵第111大队机关枪中队。第59师团的军事目的是确保山东省作为日军的军备基地，掠夺当地的矿产、农作物等物资，甚至强制性掠夺劳动力，并参与在华北地区开展的消灭八路军力量的“烬灭作战”，由于手段凶残，被中国谴责为“三光”。

手持杀人武器进入中国领土，彼时的绘鸠毅却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侵略者，他写道“我部进驻山东新泰地区后，衣食住方面皆与日本国内的兵营相同，我们心安理得地享用着”。

由于文化程度高，绘鸠毅被安排到大队部工作，主要负责附近村庄的宣传和治安。他可以到军营以外的县城和村子活动，还有机会去济南出差。他对陌生的土地感到了“旅行者”般的新奇。他记录下中国独特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他乐此不疲，自诩为“大陆风土记”，并写到每天都要寄出的家书中。他也目睹了旧中国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新泰地区）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上过学，而是以捡拾马粪或给小摊贩打工为生；青黄不接时，食不果腹的老妇们会将树叶磨成粉末充饥；我们征用的中国苦力则会跑到炊事班的炉台前，争先恐后地抢食我们的残羹剩饭”。对此，绘鸠毅无动于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既不关心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原因，更没对日本政府鼓吹的‘圣战’产生过怀疑。”

绘鸠毅战时给家里寄回的军用明信片

绘鸠毅一直在大队部工作，很少直接参战。但为数不多的几次作战经历足以使他蜕变成残暴的日本士兵、忠实执行命令的战争机器。绘鸠毅在中国关押期间的笔供显示，他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参与虐待和残杀俘虏、抢劫平民财物、强奸妇女等多种战争罪行。其中较为严重的是1945年他参与的第59师团第111大队在山东省索格庄残忍杀害4名中国农民的非人道罪行。

日军为使新兵尽快适应战场，经常使用俘虏活体刺杀训练新兵，称之为“试胆训练”，认为这是对新兵“最为快捷高效”的训练方式。（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1辑（1）中华书局，2015：281-282）当时绘鸠毅担任机关枪中队的新兵教育助理，接到加强新兵的“刺杀训练”的命令后，他将分配给其中队的四名“俘虏”（实为未来得及逃跑而被抓获的农民）带到现场。

他们（俘虏）异口同声地哀求我说“我是老百姓，救救我吧”。其中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紧紧地抓着我不放，哀求道：“家里只有俺娘一个人，她在等我回去，求你放我回家吧”。

少年的哀求让绘鸠毅想起孤身一人、盼望他回家的母亲。他感到了良心的极度不安，内心产生了动摇，残存的人性在战场上做着最后的抗争。然而“上级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抗拒执行命令意味着自己被处决。为了自保，天皇的命令战胜了人的道德伦理，自称康德学子的绘鸠毅背叛了内心的理念，下达刺杀命令前，绘鸠毅以“战争是非人道的”“这是战争，没办法”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借口，自我辩护，逃避责任。

1945年7月第59师团北上执行对苏防御，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绘鸠毅随部队在朝鲜咸镜南道被苏军俘获解除武装。此时的绘鸠毅认为“战争终于结束了，这是一场令人厌恶的噩梦。从今以后，无论是我们还是祖国都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吧……我内心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急于摆脱战争的阴影，却没有反思战争以及他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绘鸠毅所在侵华日军第59师团（衣师团）相关地图

绘鸠毅在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对外扩张的背景下，应召入伍，被动参战，从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变为残暴的侵略士兵。他因无法接续哲学研究而痛苦，他厌恶反人性的日本军队，对战争持消极态度。但这只是基于自身的受害体验产生出的厌战情绪，本能地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想逃避战争，并不是否定战争本身，更谈不上反战。正如绘鸠毅回忆的那样“我们中绝大部分的军人，不仅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为祖国存亡而进行的战争，更将其理解为是为了东洋的和平而进行的‘正义之战’。为此，我们拿起了武器，为‘荣誉’而战，同时更是履行效忠天皇的‘国民的义务’”。

明治时期后，天皇制成为国家权力和伦理道德的顶点。日本民众将“国民的义务”与“效忠天皇”混为一谈，国家的政治道德取代了个人的道德判断。士兵以“天皇的士兵”、“大和民族的一员”的名义作恶，并将责任推诿给抽象的国家、军队。

鲍曼在分析二战时期众多普通德国人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恶行时，悲愤地写道：“最令人心痛的是大多数人堕入要求残酷或者至少是道德麻木的角色中时的心安理得——只要该角色已经切实地被上级权威加固与合法化了。”（[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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