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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开纸有多大(中归联︱逃避、盲从到忏悔：日本战犯绘鸠毅的战争认识)

战犯,日本,战争8开纸有多大(中归联︱逃避、盲从到忏悔：日本战犯绘鸠毅的战争认识)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战时的日本又何尝不是如此。直至日本战败投降，绘鸠毅为代表的日本侵华士兵仍始终未能感知战争的非正义性进而同情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毫无战争加害者的意识。

西伯利亚的五年：民主运动的反抗者

1945年8月，绘鸠毅在其所属第59师团被苏军解除武装后，随其他被苏俘虏日军抑留在尚未开发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劳动改造。日本战俘主要从事采矿、伐木、修路建筑等野外作业。

战后初期，苏联国内粮食和生活物资短缺，战俘营住房不足，战俘缺少必需的衣物、食品和药品。日本战俘经常处于饥饿状态，营养不良，加之生产事故频发，导致死亡率和患病率偏高。之后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渐步入正轨，苏联经济状况好转，战俘营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但总体上日本战俘的待遇水平偏低，一些基本人权无法保证。

“极寒、慢性饥饿、重体力劳动，人际关系失信”是绘鸠毅等大多数日本战俘对西伯利亚劳动改造的共同记忆。绘鸠毅在西伯利亚的五年间，先后被移送到卡缅雷博洛夫、伏罗希洛夫、哈巴罗夫斯克（又称“伯力”）等五个收容所，对他而言“是一段人间地狱般的体验”。

日本战俘不仅要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重体力劳动，还要参加苏联政府开展的旨在思想改造的“民主运动”。西伯利亚民主运动的重心是：通过学习共产主义思想，使战俘认清自己的侵略罪行，并通过积极劳动弥补苏联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培养战俘对苏联的好感，同时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战俘中培养坚定的反法西斯分子，使他们归国后积极改造本国政治。可见，苏联的思想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输入的目的。为了刺激战俘积极参与配合民主运动，表现积极的战俘往往在居住、饮食、劳动环境、报酬、遣返等方面受到优待。这种利益诱导的方式使得很多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的日军战俘伪装成“积极分子”，或者充当告密者，以换取生存环境的改善或争取早日回国，战俘营内利己主义横行，人际关系崩坏。

对战犯的清查工作也是民主运动的内容之一。1948年绘鸠毅在伏罗希洛夫战俘营期间，苏联战俘管理局发起针对日本战俘的“揭发在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活动，以遣返回国为条件，鼓励战俘间相互揭发、告发战争罪行。

很快绘鸠毅被告发，接受审查。战俘营的政治委员让他交代1945年在山东训练新兵时，下令刺杀中国平民的罪行。“我将杀害四名中国俘虏的整个过程以及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等毫无保留地陈述了。想着大队长应该负全责，而我没有任何责任，所以真是一点保留都没有”。可见绘鸠毅虽然交代了犯罪事实，思想却止步于“执行上级命令”。在他看来，他只是履行军人职责，不认为自己有罪，对于杀戮平民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他早已淡忘了当年目睹死于新兵刺刀下的中国农民的惨状后内心的煎熬。

无论是亲手杀人的士兵，还是直接下达命令的我，那一夜都无法入眠。我的眼前依旧能浮现出最后那令人恐惧的悲惨场景。后来在西伯利亚的困苦艰难中，我彻底地把那段记忆从脑海中抹掉了，就连做梦也一次没有梦到过。

绘鸠毅之所以忘记那个曾经无法摆脱的梦魇，主要原因是在远离中国的遥远土地上，他的加害对象——中国的战争被害者从视野中消失了，从而使他从加害体验中解放出来。加之在西伯利亚严酷的环境中，时常面临生存危机，他也无暇回顾那场毫无留恋的战争。

不久绘鸠毅又被传唤，政治委员让他交待另外一个战俘的罪行。那个战俘是他在战俘营结识的好友，该战俘战争期间做过警察。由于警察、宪兵比普通士兵的罪行更严重，会受到严惩，所以这类战俘都会隐瞒以前的身份。绘鸠毅认为好友是出于信任，才将身份告诉他，他不能出卖朋友，便谎说不知情。接着，对方下令让他调查该战俘的真实身份。他深知“违抗命令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或许就此不能回国了”。短暂的犹豫后，绘鸠毅表示不接受命令。对方进一步提出，如果服从命令，可以遣返他回国。绘鸠毅仍然拒绝。政治委员被激怒，当即说道：“你再别想回日本了！”

绘鸠毅认为苏联的做法是“卑鄙”的，告密者是“出卖同胞的道德败坏者”。他从不参加民主活动，成了战俘营仅有的几个“落后分子”之一。在批斗大会上，面对其他战俘对他“反动言论”的揭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拒不认错，最终被送到100公里之外专门收容“反动分子”的“惩戒营”。

绘鸠毅受到致命的打击，支撑他活下去的回国梦破灭了，他陷入了孤独和绝望。康德的思想在他心中复活，他反复回味着康德的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寻求自我认同。“我听从了人之为人的良心的声音”。为了逃避严酷的现实，他把思绪寄托于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经常在梦中回到日本。

在这里所有人都微笑着亲切地迎接我。大家同样慰劳我的辛苦。爱的纽带完全没有改变，也没有出卖耶稣的犹大。我被这些人包围，得到了无尽的安乐，尽情地沉醉于“神之国”的荣光之中。

强制的思想改造是西伯利亚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不顺应就要受到惩罚。惩罚激发了绘鸠毅的自负心和反抗意识，他没有反思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陷入悲惨境遇的原因是什么，而自认为牺牲自我、包庇同胞是坚守了内心的“道德准则”，是“人格”的体现。诚然，比起那些为了私利而摇身变为“积极分子”、“告密者”的战俘，绘鸠毅确实更具道德自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民族优越感的作祟下，他将其他民族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只在日本人之间讲道德，对他国人民无人性，对自身的战争罪行道德麻木。这也是日本大量的西伯利亚日本战俘回忆录的共性——向社会披露他们在苏联战俘营的悲惨境遇，充斥着战俘的被害，而缺失战争加害者意识，没有丝毫反省战争的态度。

对此，“中归联”曾强调，如果他们不被移交中国而是从西伯利亚直接遣返回国的话，也写不出《三光》等揭露侵华战争罪行的回忆录的。（[日]富永正三「田辺敏雄氏、藤岡信勝教授の挑戦に応える」，季刊『中帰連』，Vol.1，1997）

这表明对于大部分战俘而言，苏联的思想教育，虽在遣返前确实规范了其行为、利于战俘营的稳定运行，但在脱离战俘营的思想环境后，且没有强制要求或利益诱惑后，所灌输的“共产主义精神”未产生较大或较深远的影响。（[日]長勢了治，《シベリア抑留全史》，原書房，2013：352.转自刘语佳，“二战后在苏日本战俘遣返与补偿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22：11）

季刊《中归联》封面 第28期

抚顺战犯管理所六年：正视加害责任的忏悔者

1950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将绘鸠毅等九百余名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入所初期，战犯们情绪很不稳定。在苏期间目送过一批批的战俘回国，唯独他们被移交给中国，他们认为受到了苏联方面不公平的对待。其次，“战犯”两个字深深刺痛了他们的神经。在他们的意识中“战犯”是下达战争命令的人，而自己不过是执行命令的无名兵卒，怎么会是战犯？绘鸠毅也认为是由于告发者的杜撰，或苏联凭空捏造出很多“战犯”，并送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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