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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资料(陈平原：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

闻一多,清华,联大闻一多的资料(陈平原：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二十多年后，作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毅然决然走出安静的书斋，投身昆明的民主运动，在很多群众场合即席演讲，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显然与早年清华打下的底子密不可分。诗人杜运燮在《时代的创伤》（《萌芽》第1卷2期，1946年8月）中称：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在群众大会上演说。他具有诗人的表现情感与思想的适当美丽辞句，革命家的热情，演说家所需要的宏亮的好嗓子，而且他对朋众心理亦有深切的认识，了解他的听众，所以他的有力的警句便不断地自他那围有山羊胡须的嘴里流出来，朋众不断地报以最热烈的掌声。那是非常动人的场面，所有听众莫不以得能参加那感情泛滥的狂潮为光荣。

这里将闻一多的演说成功归结为诗人的辞句、革命家的热情以及演说家的好嗓子，可谓别有幽怀——尤其是最后一点，并非可有可无。所谓演说的训练，就包括如何使用嗓子与手势。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革命的热情。吴晗《哭亡友闻一多先生》称：“终于有一天，这位诗人、学者、教授，被赶出象牙之塔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被撵到十字街头。”应该追问的是，闻一多到底是在哪一天以及什么缘由走出象牙塔的。吴晗《哭一多》以及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三联版）都提及1944年5月3日晚上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新舍南区十号教室举行的五四历史座谈会，就连闻一多自己也说：“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的一致的愤慨。”（《八年的回顾与感想》）

1944年5月3日，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主持五四运动25周年纪念座谈会，闻一多、张奚若、周炳琳、吴晗、雷海宗、沈有鼎等教授应邀出席并演讲，闻一多的演讲记录整理后发表在《大路》杂志第5期，后收入开明书店1948年版《闻一多全集》等，题为《五四历史座谈》，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负起五四的责任是不容易的，因为人家不许我们负呀！”为什么这么说？因1944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以黄花岗起义日为青年节，这明显是针对1939年陕甘宁边区之确定五四为青年节，此举引起西南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故这一年的五四纪念会便特别引人注目。闻一多在周炳琳、张奚若之后发言，其中有：“你们现在好像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命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这里略有误解，但闻一多强调作为革命精神的“五四”与作为传统文化象征的“中文”之间立场上的差异，值得充分关注。一年后，闻一多发表《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1945年4月27日），指出：“请注意，帝国主义突然退出，封建势力马上抬头，跟着人民的力量也就将它一把抓住，经过一番苦斗，终于将它打倒——这历史公式，特别在今天，是值得我们深深玩味的。”虽碰到严峻的挑战，闻一多依旧乐观，相信人民力量强大，还专门论述了四个方面的进步表现。

捍卫五四精神，批判当下社会，这两者互为因果并构成合力。接下来的两年，闻一多政治上越来越激进，演说也越来越精彩。除了立场变化，还与集会演说这一特定的言论氛围有关——凡多人演说，后登台的必定越说越激动。从《在抗日战争七周年时事座谈会上的演讲》（1944年7月7日）开始，激情、热血与悲愤互相激荡，经由《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44年10月19日）、《在“一二·一”四烈士公祭会上的演讲》（1946年3月17日）、《在联大校友话别会上的演讲》（1946年4月14日），一步步走向人生最后的高潮，那就是《最后一次的讲演》（1946年7月15日）。

吴晗《闻一多先生传》说得很好：“一个纯粹的诗人，第一流的学者，爱美，推崇浪漫派，中年虽然归于平实，还是成天在故纸堆中摸索，自得其乐的人，突然，又一变而走上追求民主的道路，战斗的生活。说突然，其实并不突然。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一多先生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因为文笔好，被推选为学生会书记，用笔参加战斗，尽了他一份力量。”晚年闻一多的拍案而起，除了现实政治的启迪、诗人气质的支撑、党派立场的鼓励，还有就是关于五四运动的巨大争议——为了捍卫五四立场，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又回来了。

说到这里，请记得1921年那幅插图——天安门前的演说。《清华年刊》即清华学校1921级毕业班纪念集中，刊有闻一多创作的书籍装帧，图片上方是“BEFORE THE AUDIENCE”，至于“天安门前的青年讲演者”，那是 《拍案颂——闻一多纪念图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编者代拟的题目。将1921年所绘天安门前演说的插画，与1946年昆明演说的照片相对读，相隔二十五年的呐喊（声音），竟如此遥相呼应，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1921年闻一多担任《清华年刊》美术编辑期间创作的插画，图片上方是 “BEFORE THE AUDIENCE”（面对听众）

我曾经说过，中国人谈五四，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参见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众多五四老人对于“五四精神”的呵护、捍卫与坚持，包含了理想、激情与青春记忆，而闻一多前后呼应的演说状态，便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作为美术家的闻一多

1931年的《猛虎集》是徐志摩生前最后一本诗集。闻一多为其设计了封面。

1927年，闻一多为潘光旦著《冯小青》一书设计了封面，并作彩色插图一幅，潘光旦称之为《对镜》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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