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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资料(陈平原：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

闻一多,清华,联大闻一多的资料(陈平原：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不仅政治演说，闻一多的学术演说同样很吸引人。1942年11月6日，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伏羲的传说”。讲这样的题目也能吸引那么多听众，这才叫本事。朱自清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晚间听一多演讲，妙极，非常羡慕他，听众冒雨而来，挤满教室。”（见《朱自清全集》第10卷）晚年的闻一多，被朋友们看成是“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参见费孝通《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而有闻一多出席的场合，“听众总是五六千至二三万人，演讲时总是掌声不绝”（参见张友渔《斗争才能生存，退缩便是罪恶》）。仔细辨认闻一多演说照片，讲台上是有麦克风，可要让广场上数千乃至上万听众 “掌声不断”，除了政治激情，还得有很好的演说技巧。就像吴晗《〈闻一多全集〉跋》说的，“他在晚年的若干次著名的讲演，都已收进了这集子里了。虽然已经变成了文字，那声调，那情态，无法记录下来”，我们只能根据回忆录等历史资料悬想与重构。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关于晚清以降“演说”的提倡与普及，如1899年梁启超的“传播文明三利器”，1901年蔡元培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着意培养学生们的演说能力，1912年元月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部长，当即通电各省都督，促其推行以演说为中心的社会教育，还有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北京大学雄辩会”，我在《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等文中多有涉及。这里只想强调，演说是可以训练的，也有相关课程及教材，这方面清华的做法最有成效。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起家的清华，对于演说课程的重视，在当时的中国无出其右者。学校里不但安排了演讲教练，配备了专门课本，还要求学生从中等科四年级起，必须练习演说三年。校园里，于是活跃着各种练习演说与辩论的学生社团，如英文方面的“文友会”“英语演说辩论会”“得而他社”，国语方面的“达辞社”“辞命研究会”“国语演说辩论会”等。此外，学校还设立了专门的演说辩论委员会，负责定期举办校内以及校级的演讲比赛（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 书店，2001）。

“抗战不胜利不剃须”，1945年日本投降后剃了胡子的闻一多

在我翻阅过的五六十种晚清以降的演说学著作中，学术上最有深度的，一是清华学生费培杰翻译的《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1921），一是北大教育系讲师张孟休编述的《听众心理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后者多依据何林华（H. L. Hollingworth）的近著The Psychology of the Audience编译，主要讨论“一个演说者要征服他的听众”的五项任务，最后还提供了可操作的50条建议。前者的情况比较复杂，译者主要依据V. A. Ketcham 1914年版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gumentation and Debate，翻译中替换了若干例子，但译文力求忠实。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列入“时代丛书”，封面署“共学社，1921”。共学社由梁启超发起，众多文化名流参与，编译欧美新书是其主要职责。这本书明显属于清华教材，出版时间署在封面上，我见到了1922、1923、1924、1925等 不 同年份的版本。初刊本上有清华学校校长金邦正的《序》：“学术思想之目的在求真理，而辩论术即是研求真理的种种方法之一。”而梁启超的《序》说得更复杂：印度及欧洲以雄辩为公共娱乐之一，而“吾国之文化，他事或不后人，而独于此何寂寂也？”任公先生从孔门言语一科说起，历代也有能言善道者，但即便魏晋清谈、宋明讲学，也都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其为政者，则惟有所谓密勿启沃，端拱成化，其于舆人之诵，漠不关心，更无论矣。呜呼！我国之民众的政术学术艺术，所以阅千年不一见，而长滞于晻昧肤薄之域者，岂不以是耶？岂不以是耶？”

《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共学社，1921）

这本被梁启超寄予厚望的《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分上下编，第一编“辩论术之实习”包括以下章节——题目、题目分析、证据、编要略、编辩词、覆辩、演述辩词；第二编“辩论术之学理”包括归纳论证、演绎论证、因果论证、类比论证、谬误、驳论。作者在序言中特别说明，应该先实践后学理，以步步为营的训练为主。也正因此，全书最后附录“辩论的题目”，含社会类27则（印刷出版，应享绝对的自由；国家应废除死刑；一夫多妻制应加禁止……）、政治经济类28则（中国应采行联省自治制；中国应行普通选举；中国总统任期应加多一年……），以及教育类52则（全国国民学校教科书应由教育部规定一致；中学校应加授辩论术及实地练习；北京大学地址应移到圆明园；清华学校与其办成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不如办成一个完全大学……）。关键在于，以上题目都是可以辩论的，是非功过并非一目了然，须考虑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如此重技术而非立场的训练，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这也是清华演说课业的最大特点。

闻一多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在读期间使用的演说教材，是否包括这册191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清华读书期间，闻一多重视演说课程，这点毫无疑问。翻阅闻黎明、侯菊坤编著《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我们起码可以知道：1913年11月8日闻一多参与发起课余补习会，这学会分为图书、演说、练习三部；而演说部的要求是：“周有常会一次，以练习演说或辩论，期之终有比赛，优者奖之，以资鼓励。”1914年3月14日辛酉级与庚申级举行联合辩论会，题为“今日中国小学校能否有读经”，闻一多任本级主辩。1916年5月26日清华学校中等科成立联合演说辩论团，闻一多为成员。1917年10月30日清华组织全校性演说辩论会，辛酉级选出七名选手，其中包括闻一多。

再看收入《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的《仪老日记》，1919年1月4日：“近来演说课练习渐疏，不猛起直追，恐便落人后。”1月6日：“作文演说果降列中等，此大耻奇辱也。”1月7日：“十一时后，在钟台下练‘CROSS OF GOLD’演说八遍。”1月8日：“夜偕德明习演说。”1月9日：“夜出外习演说十二遍。”1月10日：“演说略有进步，当益求精至。”1月11日：“练演说。”1月14日：“夜至凉亭，练演说三遍，祁寒不可禁，乃返。”1月15日：“温国文，习演说。”十二天日记中，竟有九次关于练习演说的记录，可见闻一多对此门功课的用心与用力。

从1912年入学，到1922年赴美，闻一多在清华园里度过了十年光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起家的清华，对于演说课程的重视，花那么多工夫训练学生的演说能力（从文辞、结构、语速、声调，到手势、眼神以及心理素质），是否值得，当时及后世均有争议。虽然闻一多在《恢复伦理演讲》（1921）中对学校将伦理演讲变成纯粹的学术演讲有所批评，但不妨碍他在演说课程上投入巨大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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