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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神(清华赵南元：人文学者为什么总是厌恶科学？)

科学,人文,教授钟神(清华赵南元：人文学者为什么总是厌恶科学？)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人文为什么视科学为敌？人文学者为什么总是厌恶科学？[看]

所谓科学与人文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科学不许胡说而人文允许胡说。

本文作者赵南元教授

为了缅怀我的朋友赵南元，“怀疑探索者”发表一篇赵南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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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又看到文化人的几篇文章，有江晓原的《我的“三不政策”》、《科学与人文：冲突背后的深刻意义》、吴国盛的《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和王延锋的《“科学大战”与正在进行的一场争论》。其中的内容大抵是老调重弹，未见比过去“深刻”了多少。老调子重新排列组合，读了仍会有些感想，但也没看出多少深刻意义，只凭大白话道来，故名曰“冲突背后的肤浅意义”。

江教授自称要“说真话”。但是要想反科学，不说假话就无话可说，所以还是逃不脱说假话的宿命。先看看紧接着“说真话”宣言之后的假话：

“近年的另一场争议是：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人，比如人文学者，有没有资格谈论科学，研究科学，或质疑科学？以常情常理而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比如，现代科学不是个人的行为，它是用纳税人的巨额金钱供养着的，纳税人当然有权要求知道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又如，科学是天下公器，不是科学家的禁脔，人文学者即使不懂科学，仍然有谈论科学的权利。如果他们谈得不对，科学家可以驳斥纠正，但不能剥夺别人谈论的权利。

　　

在中国，我并未见到有如此傲慢专横的科学家。但是有一些自身并非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人士，却以科学的发言人、捍卫者自居，妄将科学据为自己的禁脔，不准别人谈论，而且经常采用嘲笑讽刺、人身攻击、上纲上线等手法，并给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扣上‘反科学’之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帽子，这当然引起了普遍的反感。”

上面第一句就是明显的假话，人文学者谈论科学属于言论自由，从来没人阻止，更不存在“争议”，也没有人“剥夺”他们“谈论的权利”。只是在他们“谈得不对”时，科学家进行了“驳斥纠正”，他们无言以对，反驳不了，便硬说成是“不准别人谈论”。

更可笑的是，反科学文化人自己有个“小圈子”，即所谓“我和北大、清华以及一些媒体中的朋友们，还有我的上海交大同事们”，这个小圈子妄将“科学文化”“据为自己的禁脔，不准别人谈论”，发现“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立刻宣布“就此别过”，逐出小圈子。于是他们就以为“科学共同体”也是这样的“小圈子”，要由他们来册封“科学共同体成员”，而且可以随时逐出。这实在是一个很滑稽的想法，难怪别人要“嘲笑讽刺”。

在这里笔者倒是想对文化人“传播”一点“科学文化”：“科学共同体”没有会员簿，也没有固定的成员。人们重视的是“科学共同体”的看法，而不在乎里面到底有谁。不管你是多大的科学家，有多高的职称、地位，如果你说“耳朵能认字”，你就不能代表“科学共同体”的意见。此外，“科学主义”是个“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帽子”，因为一切“主义”都是意识形态。文化人经常拿这个帽子到处乱扣。但是“反科学”本身却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因为科学不是意识形态。虽然用来反科学的理据通常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向全体科技工作者扔“科学主义”“之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帽子”，这才是“当然引起了普遍的反感。”

江教授对于“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作了如下的分析：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甚至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Scientism，其形容词形式则 scientistic）。80年前，科学的辉煌还远未达到今天的地步，在中国已经有著名的“科玄论战”，以“科学派”大获胜利，“玄学派”屈居下风而告终。当时张君劢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被地质学家丁文江指斥为“玄学鬼附在张君劢身上”。其实“玄学鬼”提出的问题至少是有启发性的。而当时科学派坚决相信连人生观问题都可以由科学来解决，在今天看来就非常幼稚了。当年那场其实理由并不很充分的胜利，给此后的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影响——毫无疑问，它大大有助于唯科学主义的广泛流行。

很遗憾，这个分析是错误的。科学在中国的流行恰恰因为中国文化并不追求“终极真理”。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谈死后的世界，不追求“超越的”形而上学，奠定了中华文化求实的基础。所以像“绝对真理”、“终极真理”这样的神学或哲学价值取向，在西方或许被一些哲学家或宗教信众所关心，在中国则不会有什么市场。在中国的求实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是“迷信”，也会包含“实证”色彩。例如“许愿”和“还愿”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中国人生了病，或没有孩子，可以到庙里去求神拜佛，许下愿心，如果愿望实现，病好了或生了孩子，就去庙里还愿，支付当时应许的代价，如果愿望没有实现，则无需还愿。这实际上是和神佛的一次交易，而且是先到货后付款，体现了神佛的信用度低于求神者。神佛的兴衰，也要看它在满足人们世俗愿望方面是否有效，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灵验”的神佛香火旺盛，不“灵验”的无人问津、衰微破败。中国人对于神佛的态度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俯视”和“利用”。

江晓原

这种务实文化当然不是“科玄论战”创造的，早在四百年前利玛窦携自鸣钟和天主教来华，传教未果，自己却成了中国的“钟神”。形而下战胜形而上，这也是务实文化的必然结局。丁文江战胜玄学鬼，是务实文化的结果而非原因。至今“神功大师”作报告还要当场表演魔术，李猴子不会表演，就痛斥曰“耍猴哪？”。所以中国式的迷信是实证性的，但不注重逻辑，只能算是“半科学的迷信”。科学在中国的流行就是因为合乎追求“灵验”的文化背景，科学的“灵验”可以轻易超过任何迷信。在这种形而下的文化背景中，“科学的人生观”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不仅不“幼稚”，还是可行性最高的。那种认为人生观必须依附于某种哲学意识形态的神学态度才是“幼稚”的，与人类童年神话时代的想法相比没有什么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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