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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大数据赋能与现代化之思)

数据,基础教育,技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大数据赋能与现代化之思)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二）大数据开放形成的“生产社会化”

大数据时代催生了很多的开放性资源，教育参与者出于各种目的往往会对外来资源进行二次开发和适应性完善,生成一种可用性更高的新资源[6] 5-12,27。这种资源的不断叠加和个性化生产可以被称为数据的“生产性”，资源在后续的共建共享中可用性和适用程度会越来越高。这种资源进化的特点有利于兼顾教育的多样性和个性化需求。开放与个性化的良性循环又有助于实现教育目标和评价标准的多样性、教育结构的多样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教育需要为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重视个性化教育，培养特殊人才。以此为逻辑起点，数据的开放为单个的教育主体提供了共有的实践平台，开放的数据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与教育主体的自由成长。生产一旦有了集体的属性便易于形成社会整体的分工，而大数据生产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教育主体的社会分工和相互合作以及教育最终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

（三）大数据支持的零界共享

在大数据技术的介入下，数据是完全可以超越时空限制，在校内与校外、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强势地区与弱势地区实现资源的共享，发展的捆绑，监测的无界。大数据支持下的教学模式，可以通过包括学生学习软件平台、教师教学共享平台以及学校综合评价平台的全部整合，实现整体性的战略管理、调控和分配。通过超越时空的技术应用，大数据平台的信息无障碍传输、校际间资源有效对接，既有助于对过往的政府政策、教育基础平台建设以及学校管理模式经验的反思，也有助于针对薄弱学校的资源不足，实现输血的畅通无阻。普通学校和重点学校学生似乎处在同一个课堂，适时互动，聆听数千名师同步讲学。这并不同于“慕课”，它在应用范围、使用主体、驱动力上面都不同。大数据技术平台的流动教学长期存在和发展，流动讲台、流动教室甚至流动学校都成为常态。有学生的地方就有教育，有数据的地方就有教学。

（四）大数据实现的“个性化定制”

“因材施教”堪称一种美好的教育理想，伴随着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开发，教育主体的个性化成长将不再遥远。目前，基于大数据平台的个性化服务，已大规模应用于图书馆数字化管理、档案分类、服装设计等领域。在教育过程中尤其是对学生培养和教师发展的“个性化定制”成果略显单薄。对于教师的个性化培养，首先是改变传统教育中的教学比重，高度重视数据技术软件的应用、教育数据模型的建构以及建立健全终生学习数据体系。教师在不断熟悉大数据技术平台过程中，既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也能提高大数据教学应用的普适性，从小规模的课堂突破，慢慢地形成集群效应。其次是教师培养种类专门化，“个性化定制”要求从深度上优化、弥补教学资源广度的不足，利用大数据丰富的信息资源共享功能，来辅助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劣势科目。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理论在我国已渐趋成熟，主要体现在学习资源的极大丰富和使用的方便高效，突破时空限制的交流互动以及实现教学监督、预测、评价一体化等方面。“大数据技术使得学习行为的记录更加精细化，可以准确记录到每位用户使用学习资源的过程细节，如点击资源的时间点、停留了多长时间、答对了多少道题、资源的回访率等信息”[7]。这些信息交流互动，有利于学生针对自身的学习状况尽早做出决策，拓展学习方法，完善知识结构。

三、大数据技术在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应用路向

数字技术时代，价值网络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开展互动合作，是实现共生共赢和创建新生态的主要途径[8] 156-161。基础教育的现代化路向必须通过信息共享、开放性结构、协同规则实现技术赋能，前文已经说明大数据治理的优势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现代化系统的具体铺开。当前技术创新实现了教育硬件的革新，教学形式的更新，教育主体的再造和教育系统的升级，这四个维度的集成可以产生新的需要，进一步促进技术的突破，由此形成技术与教育的双向赋能。因此可将对技术治理新内容的寻找纳入到技术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双向互动之中，厘清基础教育面向现代化的路向，不至于陷入技术异化的窠臼，避免教育主体的物化才是大数据思维参与基础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

（一）借助大数据平台参加教育决策及教育评价

大数据的科学性决定了其参与教育部门决策的民主性和公平性。数据权威作为一种新的决策模式，可以有效克服行政部门效率低下、被动反应、分工杂乱的困境，教育新理念的推行、教师职称评级以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引入数据治理的方式亦是教育正义的体现。数据平台的教育调研包括综合入学率、农村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财政投入水平、经济困难家庭资助等诸多方面，在确凿的数据事实分析中，理论的建构基于定量分析以完善定性分析。即采用比率分析、趋势预测、相关对比产出教育模型，用以对教育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在技术使用上合理避免了数据的随意性。

（二）在大数据信息场中实现学校教育管理系统的“托管化”

教育系统托管化即教育联动治理中引入第三方教育管理平台，第三方系统按照由人为提前设定的原则计算分析，根据以往较为成熟的实例作出简单的行为解剖，继而联网全国性的大数据平台，找到行为的理性价值依托以及非理性原因分析，据此作出判断是否持续该动作或依据其他区域更先进的管理实施方法来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出可行性更高的实施方案，譬如教师课表的制定和调整应该考虑到教师的作息规律、日常备课习惯、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甚至在女教师预产期应考虑减轻其教学负担等。对于学校的非常规活动（外出游学、集体登山运动、春游秋游）等系列动作可以综合季节干燥程度，未来一周晴雨状况做出是否出行的决策，根据全国其他区域的外出情况以及往返经验，危险性和可行性的分析来提前显示出各种可能性。

（三）在大数据资源共享中审视区域教育网点“差异集团化”

我国目前集团化主要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因为集团化需要参与的专业公司团队分布在沿海地区。这里提出的差异集团化是在存在一定的教育水平差的区域之内建立由政府部门主持、市场组织经理、教育网点参与的教育生态圈[9]。由于各学校教学水平不一样，因此在大数据传输中存在数据差，在此基础上的学校之间的交流就十分必要。数据差的存在使得学校之间发生“产业转移”，资源逐级传递，在政府的调整之下，优势学校的过剩资源没有任何限制地转移到更新换代比较慢的低差区域，该区域学校的资源购置资金又可以分拆利用，多方面地补充自身。这样一种双赢的模式必然有社会盈利性组织的参与，三方联动的“差异集团化”无疑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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