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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故居(叶落阳明山，又见林语堂)

先生,台北,故居林语堂故居(叶落阳明山，又见林语堂)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然而，即便在如此沉重的工作压力下，先生还是会忙里偷闲地放松心情。林语堂夫妇非常好客，书房及隔壁的会客厅，常常成为台北文人雅士聚会畅聊的场所。在台期间，林语堂与钱穆、张大千、吴大猷、谢冰莹等众多文化名人常有来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蒋复璁院长更是林家的常客。一天先生在书房伏案工作，佣人进来通报：“蒋院长来了。”先生说：“请他等一等。”等手里的事情告一段落，他才来到客厅，发现来者竟是行政院长蒋经国。因为事先没有预告来访，蒋经国也无怪罪之意。

先生生性淡泊、随和，但他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坚守：“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无须乎作伪。”故居客厅的墙上挂有他手书的“有不为斋”，这是上世纪30年代，先生在上海居住时为自己书房取的名字。先生曾在一篇小品文中解释书斋名的由来是受康有为的启发，有为则有不为，“我厌烦费体力的事，永远不骑墙而坐；我不翻跟头，体能上的也罢，精神上的也罢，政治上的也罢。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样趋时尚，看风头……”

在《生活的艺术》里，他说：“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个令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的人。”他深知在现代社会做人难，做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文人更难，即便如此，先生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不随波逐流，“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的“那么样的一个人”。

（五）

故居最温情的一角当属先生的卧室了。墙角有一件先生穿过的长衫，床榻、五斗柜、小书桌都是极朴素、极寻常的样式，上面摆放着先生和家人的生活照。其中一张先生晚年与夫人的合影最是动人，相框里先生正亲吻着夫人的脸颊，夫人的眼睛笑成了月牙儿，目光里满是幸福与甜蜜。

林语堂和夫人廖翠凤相濡以沫数十年，堪称是中国式美好婚姻的典范。

当初两人的家境相差很大，林语堂是一个贫穷乡村牧师的儿子，而廖翠凤是鼓浪屿一位钱庄老板的千金。在与廖翠凤订婚前，林语堂曾有一位深爱的女子。他在《八十自叙》一书中写道：“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时，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好友的妹妹叫陈锦端，当时也在上海读书，喜欢画画，准备学美术。因为同为厦门老乡，交往中相互倾慕，擦出了爱的火花。女孩的父亲是厦门一位归侨名医，一心要为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金龟婿。为了打消穷书生林语堂对他女儿的念想，陈父亲自上林家提亲，把朋友的女儿廖翠凤许配给了林语堂。

廖翠凤虽然也曾在上海教会学校念过书，但总体上接受的是传统的旧式教育。她非常仰慕林语堂的才华，一次母亲问她：“你觉得怎样？林牧师家是没有钱的。”廖翠凤回答：“没有钱不要紧。”正是这句话打动了林语堂，让他答应了这门亲事。

林语堂虽然和廖翠凤结了婚，但内心始终不能忘怀陈锦端。据他女儿回忆，上世纪30年代他们在上海生活期间，陈锦端常来家里做客，父亲每次见到陈阿姨都会脸红，显得很不自在，倒是母亲落落大方，一副很自信的模样。

廖翠凤本是富家女，却集中了传统女性忍辱负重的品格。先生在美国哈佛攻读硕士学位、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几年，陪同前往的廖翠凤悉心照料先生生活，为了维持日常开销，她不仅花光了一千大洋的陪嫁，还陆续变卖了不少首饰。先生为妻子所感动，也曾有过一个疯狂的举动——把结婚证书付之一炬，先生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他是藉此表明对妻子的忠贞。

林语堂夫妇的个性差异其实也很大。先生说：

妻是外向的，我却是内向的，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她做事井井有条，郑重其事，衣裳穿着整齐，一切规规矩矩。吃饭时，她总拣切得周正的肉块吃，如鸡胸或鸡腿，她避免吃鸡肫鸡肝儿。我总是爱吃翅膀儿、鸡肫、鸡脖子……我是没有一刻安静，遇事乐观，对人生是采取游戏人间的态度。一切约束限制的东西我都恨，诸如领带、裤带、鞋带儿。妻是水命，水是包容万有，惠及人群的；我是金命，对什么事都伤害克损……我们年龄越大，越知道珍惜值得珍惜的东西……在年轻时同共艰苦患难，会一直留在心中，一生不忘。她多次牺牲自己，做断然之决定，都是为了我们那个家的利益。（《林语堂自传》）

女儿林太乙说：“母亲是这个世界的女王，她是个海葵，牢牢吸住父亲这块岩石。”

父亲是“廖翠凤迷”，母亲烧饭的时候，有时候他站在旁边欣赏，他说“看呀，一定要用左手拿铲子，炒出来的菜才会香。”

母亲不会欣赏这种话。“堂呀，不要站在这里啰嗦，走开吧！”父亲就乖乖地走开。他说，大家都要听妈妈的话。（林太乙《我心中的父亲——林语堂传》）

林语堂和夫人五十周年金婚纪念日，有朋友上前请教美好姻缘的秘诀，他们给出了一个“让”字。林语堂特意为爱妻定制了一个手镯，上面刻有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孔莱里的《老情人》一诗：

同心相牵挂，

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

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

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

除非相见时。

在台北阳明山上，林语堂和夫人是越老情越深，俩人相携相依度过十年美好的时光。然而十年末期，他们遭遇了一桩伤心事。林家长女因婚姻变故患上严重的抑郁症，病情时好时坏地拖了许多年，最终不堪病痛折磨在台北的住所自缢身亡。此事对林语堂夫妇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两人感觉天塌下来一般，一夜之间老了许多。之后因词典繁重的校对工作开始了，先生强迫自己振作起来，但身体却大不如前。林夫人则从此对台北患上了恐惧症，唯有在香港小女儿家她才感到安全。先生只好台北—香港频繁往返，身体也不断地出现了状况。

1976年3月26日晚，林语堂在香港病逝,享年八十二岁。先生的灵柩被运回台北，蒋经国先生亲自去机场迎灵。依照先生遗愿，他被安葬在阳明山居所的后院里。

先生的墓园就在客厅的下方。从窗口望出去，青石板的石棺静卧在青草地上，上面是钱穆先生题写的“林语堂先生之墓”。墓园的花草树木都是当地寻常的物种，自然而随意，这正是先生喜欢的风格。此时我的耳边又回响起先生的“落叶之歌”：

清晨山间的微风扫过，使颤动的树叶轻松愉快地飘落于大地，无人确知落叶之歌，究竟是欢笑的歌声，还是离别的眼泪。因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所以有宁静，有智慧，有成熟的精神，向忧愁微笑，向欢乐爽快的微风赞美……

参观完林语堂故居，讲解员引导我们来到设在夹弄里的“生平掠影走廊”，这里用整整一面墙，详细列出了先生的生平大事记。我特别留意了先生跟上海的渊源。林语堂一生先后有两段时间在上海居住，第一段在1911—1917年，他在圣约翰大学以文科第二名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第二段是1927—1937年。两段相加有十六年，超过了他在台湾居住的时间。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十年，是先生文学、学术生涯的关键时期。这期间，他出任上海东吴大学英文教授，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他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重要的文学半月刊，由于提倡幽默文学，赢得“幽默大师”的雅号；他撰写了《语言学论丛》《吾国吾民》，并开始《生活的艺术》的写作。这期间，他的社会文化生活也异常丰富活跃，他作为发起人参与了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筹备和成立；参加了戏剧大师萧伯纳访沪的接待；和蔡元培、宋庆龄等筹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巴金、洪深、周瘦鹃、茅盾、陈望道、郭沫若、郑振铎、鲁迅、丰子恺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全国文艺界同仁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争取言论与文艺活动的自由……可以说，先生当年在我们这座城市留下许多重要的印迹，对我们城市的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遗憾的是截至目前，我们尚没有一个载体或空间，能够向世人展示先生精彩而丰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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