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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故居(叶落阳明山，又见林语堂)
先生,台北,故居林语堂故居(叶落阳明山，又见林语堂)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为了“洗雪耻辱”，林语堂开始恶补中文。他常去琉璃厂淘旧书，“首先，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继而通读孔孟老庄和历朝历代的诗书经典，“我带着羞愧，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
林语堂后来回忆道，他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曾和两位“有一流才智”的人接触，“他们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影响，对我未来的发展有不同的贡献”。这两位高人一为胡适，林语堂说他和胡适的首次相会，有一种“像触电般的经验”；另一位则是辜鸿铭，“也许没有辜鸿铭，我也会回到中国的思想主流，因为没有一个富有研究精神的中国人，能满足于长期对中国本身一知半解的认识，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遗产的声音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渴求。”辜鸿铭对林语堂最大的影响是帮他树立起为学之质疑的精神，“辜鸿铭帮我解开缆绳，推我进入怀疑的大海”。故此，他对传统的学习绝非囫囵吞枣，照单全收，他后来逐渐形成的生活艺术的美学思想和林氏幽默理论，以及关于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诸多理论和观点，都是在对诸子百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思考和辨析，创造性生发之后的产物。
曾有人评论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先生对这句评语十分认同。他说：“我常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在评说孔孟老庄之时，常喜欢将他们跟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西方哲人作比较，他甚至忽发奇想，要“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氏（Henry Ford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让他们畅谈心曲，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或者要辜鸿铭导引孔子投入麦唐纳（前英国内阁总理）之家中，而看着他们相视而笑，默默无言，而在杯酒之间得完全了解……”
（三）
在林语堂故居移步至一个空间，又一个空间，丰富的展陈不断拓宽、刷新着我们对大师的认识。
故居的玻璃展柜里有一个先生自创的中文打字机的模型常令参观者啧啧惊叹：原来林语堂不只是大作家、大学者、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发明家！展柜里除了中文打字机，还有他发明的可以挤出牙膏的牙刷，以及许多份发明专利证书。
林语堂同时代的大家中，学贯中西的不在少数，但文理兼通的似并不多，像他这样能够为自己的发明痴迷到不惜倾家荡产的，大概只此一人了。先生曾回忆说：“自从小孩子的时候，我一见机器便非常的开心，似被迷惑。所以我常常站立不动定睛凝视那载我们由石码到厦门的小轮船之机器。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将来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机械的发明一方面。”
有感于当时的中文打字机太过笨拙，操作太过复杂，林语堂很早就萌发了自创一部简便易学的中文打字机的愿望。1931年，他先是发明了“汉字号码索引法”，继而又发明了“末笔检字法”，试图解决汉字键盘输入的难题。同年他去瑞士出席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员会年会之后，顺道去英国，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工程师研究制造打字机。因为钱不够，只带回一叠图纸和一架不完整的打字机模型。家人至今还记得，他回到家时，“口袋里只有三毛钱”。
十四年后，旅居美国的林语堂因先后出版了多部畅销书，有了十多万美元的积蓄，他决意重启中文打字机的发明梦想。林太乙回忆说：父亲翻出当年在英国绘制的设计图纸，“像着了魔似的，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坐在书房的皮椅上，抽烟斗，画图，排列了又再排列汉字，把键盘改了又改……”
先生亲自到华人街请人排字铸模，并在纽约郊外找到一家小作坊制造零件，还聘请了一位意大利籍的工程师协助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由于问题层出不穷，同时许多零件都是手工制造，很快便花光了十多万元的积蓄，还借了不少债。
先生的执著终于有了结果。林太乙回忆：1947年5月的一个早晨，父母和她小心翼翼地像抱着一个婴儿一样把打字机抱回家。父亲叫她随便捡起一张报纸就打，虽然一开始很慢，但能像英文打字机一样看得见就打得出，不必受训练，“简直是个奇迹”。虽然打字机并不完美，打字时声音很大，有时会跳行，但重要的是，林语堂呕心沥血的这项发明终于成功了！
林语堂称这台打字机是“送给中国人的礼物”，打字机在美国申请获得了专利，也为他赢得了许多赞誉，但终因造价过高，未能大规模投产。先生一家的生活也由此陷入了困境。为了生计，他经朋友举荐，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一职。这个机构当时设在巴黎，林语堂变卖了纽约的公寓和家私偿还部分债务，并预支了《苏东坡传》的版税，才得以去巴黎就任。
打字机虽未能得到普及运用，但先生之后对他发明的检字法做了多次修改完善，定名为“上下形检字法”。上世纪80年代，林氏姐妹授权台湾神通电脑公司，将这个检字法运用于电脑中，称之为“简易输入法”。产品宣传推广时，神通公司以“两个钟头学不会请吃一碗牛肉面”作招揽，证明简单易学。如今林语堂故居的展柜里，放置着一台早期神通电脑的样机，先生若知自己的创造发明，在今天高新科技时代有了用武之地，一定会非常欣慰吧？
（四）
在林语堂故居，无论你走到哪个角落，总感觉先生“智慧而快乐”的灵魂如影随形，步步相伴。
故居最重要的展区是先生的书房，这里按原样陈列着先生的手稿、藏书，先生使用过的书桌和英文打字机。书桌旁，有一组黑色的皮沙发。先生看书时，喜欢斜躺在上面。茶几上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赠送的一大一小两只仿古的青铜鼎，小的被先生用作烟灰缸，大的那只则成了先生的点心罐，里面通常放着牛肉干和巧克力，都是先生最喜爱的零食。
在先生书房，讲解员为我们讲了一桩趣事。先生的一位外甥女曾经做过他的秘书，一次姑娘有事呼唤先生，明明听见他在书房里应了声，进了房间，却四处不见他的身影。讲解员让我们猜，先生躲哪儿去了？见我们一脸迷茫的样子，便含笑指向一张长沙发。原来沙发的背面有一个暗箱，本来是用作储藏杂物的，却变身为老顽童林语堂的隐身之地。先生用它跟不少来访的大人孩子开过玩笑。遥想当年先生屈膝躬背，蜷缩在沙发箱里的模样，那表情一定是精灵古怪的，嘴角挂着几分戏谑和得意。
先生推崇庄子、陶渊明、苏东坡，赞赏他们洒脱、淡泊、快乐、闲适的人生态度。进入耄耋之年，先生著作等身，功成名就，又拥有这样一个“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的理想居所，他理所当然可以舒适、潇洒地颐养天年，去充分实现他在《生活的艺术》中描绘的美好人生。但先生在台北的最后十年并不轻松悠闲，因为他受香港中文大学之托，接下了主编《当代汉英词典》的宏大工程。
编一部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汉英词典，是林语堂萦绕心头数十年的一个梦想。但及至正式启动，他才意识到这份工作的艰难。据家人回忆，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七八个，甚至十二三个小时。他终日坐在书桌前，用手写出每个字和词的英文释义。草稿中如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译到得心应手处，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办公室所在地，供大家共赏……如此繁重的工作持续了五年多。在先生故居的书房里，有一个临窗的书柜，里面装满了先生编撰《当代汉英词典》的手稿，可见工作量之巨大。先生说：“我一写完那好几百万字的巨册最后一行时，那最后一行便成为我脚步走过的一条踪迹。”词典出版不久，林语堂迎来他的八十寿辰，这部词典成就了先生语言学的一座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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