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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故居(叶落阳明山，又见林语堂)

先生,台北,故居林语堂故居(叶落阳明山，又见林语堂)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林语堂故居坐落于阳明山的半山腰上。时值深秋，台北的秋意似并不浓郁，阳明山上依然满目苍翠，然而远远的，见一抹黄、绿、红相间的树影从先生故居的墙头探了出来，几片橙黄、殷红的秋叶飘飘然落在我们面前，不由得忆及先生《八十自叙》中关于秋天的一段文字：

……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其金黄色的丰富并不表示春季纯洁的无知，也不表示夏季强盛的威力，而是表示老年的成熟与蔼然可亲的智慧。生活的秋季，知道生命上的极限而感到满足。因为知道生命上的极限，在丰富的经验之下，才有色调儿的调谐，其丰富永不可及，其绿色表示生命与力量，其橘色表示金黄的满足，其紫色表示顺天知命与死亡。月光照上秋日的林木，其容貌枯白而沉思；落日的余晖照上秋日的林木，还开怀而欢笑。清晨山间的微风扫过，使颤动的树叶轻松愉快地飘落于大地，无人确知落叶之歌，究竟是欢笑的歌声，还是离别的眼泪。因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所以有宁静，有智慧，有成熟的精神，向忧愁微笑，向欢乐爽快的微风赞美……

在我们眼前的这个院落里，先生度过了他最后的十年时光，这段关于秋的文字，恰是他生命之秋的绝佳写照。伴着先生的“落叶之歌”，我们走进他的故居。

（一）

林语堂故居的色彩非常特别，粉白色的墙体，湛蓝色的琉璃瓦顶，深褐色的门窗，色调明快而简洁。故居的结构乍看像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但中庭四面的回廊却是典型的西班牙建筑风格，乳白色的廊柱带着螺旋形的纹饰盘旋向上，于简朴之中现出几分婀娜。中庭院落的一角种有竹子、枫香和一些蕨类植物，拥着一个不大的鱼池，几尾锦鲤鱼在里面欢快地游弋。池塘边有一个石头的条凳，可供主人观鱼、赏月和冥思。故居的整体风格典雅、别致却并不奢华，非常契合先生《生活的艺术》中关于建筑美学“平和幽静安宁”的旨意。

传说故居是林语堂亲自参与设计的，而他最为满意的，还是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早年先生居住上海时，曾嘲讽上海的富翁“占着小小的一方地皮，中间有个一丈见方的小池，旁边有一座蚂蚁费三分钟即能够爬到顶上的假山，便自以为妙不可言，他不知道住在山腰茅屋中的穷人，竟可以拿山边湖上的全部景物作为自己的私产呢。这两者之间的优劣，简直是无从比拟。山中往往有地位极佳的房子，人在其中能将全部风景收到眼底，无论望到哪里，如遮着山尖的白云飞过空中的鸟，山泉的琤琮，鸟喉的清越，种种景色，都等于自己所私有”。先生的故居恰恰处在阳明山的半山腰上，读书笔耕之余，他常常叼着烟斗，在面向山谷的阳台上小坐，远眺台北城高低错落的建筑，近观山峦褶皱间忽深忽浅的树影，或是凝望天边不断变幻着色彩和形状的云霞，以及夜深人静时铺满整个天空的星斗，真正是“将全部风景收到眼底”了。

据林语堂次女林太乙回忆，先生晚年选择迁居台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念家乡，而阳明山的风光人情，与他的故乡福建龙溪（今属漳州市）更有许多相似之处。

林语堂自１９６６年回台定居，此前他与夫人已在海外漂泊了三十年。１９６５年林家三姐妹在纽约为双亲做七十大寿，一位友人写了《临江月》庆贺，先生依照原韵写了一首词答谢：“三十年来如一梦，难鸣而起营营，催人岁月去无声，倦云游子意，万里忆江城……”词中充溢着浓浓的思乡之情。不久后，他去了一次台北，见到了许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还接受了闽南同乡会的宴请。“父母亲无论走到哪里，处处听闽南话语，令他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好像在做梦”（林太乙《我心中的父亲——林语堂传》）。这次的台湾之行，促使他下决心定居台北。

台北的闽南文化风情，让林语堂夫妇如鱼得水。“有了佣人，母亲不必再自己操劳家务。早上有人挑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竹笋来卖，中午杀一只鸡炖汤吃，那是几十年来没有尝到的美味！进城吧，到圆环去吃蚵仔煎、炒米粉，或是去‘一条龙’吃饺子。要不换换气氛，到统一大饭店的咖啡室饮一杯咖啡，吃一块奶油蛋糕……但是最美妙的还是人人讲闽南话。”先生很喜欢和小孩子接近，一次他为了逗一个看文具店的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开心，竟花了两百多元，买了一大堆家里已有的东西，见小男孩瞪大了黑漆漆的眼睛，“他高兴，我也高兴”。

这期间，林语堂曾效仿金圣叹批《西厢》中三十三个“不亦快哉”的笔法，写下自己来台后的二十四条“快事”：“初回祖国，赁居山上，听见隔壁夫人以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壁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黄昏时间，工作完，饭罢，即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着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

阳明山的湖光山色酷似故乡，然毕竟不是真正的故乡。不知先生凭栏远眺之时，思绪可曾越过海峡，飞向龙溪故里那个小山村？那时的对岸，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先生纵然思乡思到肝肠寸断，也是断然回不去的，也唯有借台北相似的风光人情，来慰藉一颗孤寂的游子之心了。

（二）

林语堂故居中堂左侧，辟有一间史料特藏暨阅读研究室，橱窗里陈列着先生各个时期的中外著作，包括小说、传记、散文随笔、学术专著等八十余种，向世人展示着先生无比壮阔、无比丰富的学术和文学人生。几乎每一种著作，都收集到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其中仅《生活的艺术》，就有中、日、韩、英、德、法、意、西、葡、丹麦、芬兰、挪威等十多种语言的译本。先生学贯东西，尤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他最负盛名的《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以及《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苏东坡传》都是先用英文写作出版，之后再翻译成中文；他的小说《京华烟云》，也是用英文写作出版，之后由郁达夫翻译成中文出版。1976年先生去世时，《中国时报》曾发表社论称：“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渲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和学人……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知有中国，知中国而后知中国的灿烂文化”。

然而许多人未必知道，这位名闻天下的国学大师，当初对国学的了解和认识竟曾一度滞后于西学。

林语堂于1895年出生在福建龙溪的一个叫坂仔的小山村，身为乡村牧师的林父受“百日维新运动”影响，希望儿子读英文，接受西方教育。因此林语堂六岁起就进了教会办的学校，大学本科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6年，林语堂大学毕业来到北平，在清华大学教授英文。皇城脚下无处不在的文化遗迹和浓郁的文化氛围让林语堂倍感“窘迫”，他发现自己“对于中国历史、中国诗、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学的知识，充满漏洞”。“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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