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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科林·琼斯笔下的热月九日)

琼斯,罗伯,巴黎七月十四(科林·琼斯笔下的热月九日)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琼斯这种“复民众化”的热月九日研究，矛头直指“热月神话”所塑造的官方热月九日。上述布吕奈尔所引用的声明是巴拉斯在政变翌日作出的，他将热月九日定性为：在人民的支持下，国民公会对抗暴君的一场胜利。但没过多久，国民公会丹东派代表劳伦·勒克维特尔（Laurent Lecointre）修改了这一说法，指责将丹东送上断头台的恐怖统治主政者，认为不仅仅是罗伯斯庇尔，还有他在革命政府中的同僚都应当为恐怖统治负责（471页）。在热月九日到督政府上台这一年多的“后热月”时段里，伴随着舆论自由的再生，指责革命政府恐怖血债的请愿、书信和狱中回忆录纷至沓来，革命舆论已悄然发生了转变。随后，国民公会中的温和派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主导外省恐怖的山岳派特派代表纷纷受到指控，如犯下南特屠杀的特派代表让-巴普蒂斯特·卡里耶就在1794年秋天遭到了审判。1795年春天，曾将无数人送上断头台的革命法庭公共检察官富基耶·坦维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发起热月政变的山岳派也不免于外，1795年3月22日，巴雷尔、俾约·瓦莱纳、科洛遭到逮捕并被流放至圭亚那。1795年4月1日的芽月起义和5月20至23日的牧月起义，巴黎民众呼吁充足供应面包和实现1793年宪法，但遭到巴拉斯的残酷镇压，热月政府再也不能容忍又一个革命日的发生，已决心铲除群众运动。于是一个多月后，我们便看到了库尔图瓦的报告，其中对热月九日的描述已无巴黎民众的身影，被妖魔化的罗伯斯庇尔与民众被捆绑到了一起，该报告完成了对热月九日的“去民众化”（472-473页，科林·琼斯对此还有专门的研究，参见Colin Jones, “9 Thermidor: Cinderella among Revolutionary Journé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15, pp. 9-31）。

自大革命史修正学派崭露头角以来，学界关于热月神话的研究可谓不知凡几，科林·琼斯的研究是其中的佼佼者。恐怖统治一词是热月政府时期才发明使用的，1793至1794年的革命政府在热月时期遭到污名化，“人民”一词再次回到了旧制度下那种群氓的负面含义，学界对这些事实几无异议。但有一个历史人物仍引起许多争议，对他的研究学界尚无定论。此人也是理解热月九日的关键，是琼斯此书关注的重中之重。他便是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与大革命

热月九日正午，在准备打断圣鞠斯特的讲话时，塔利安与顽固的山岳派代表蒙泰居（Goupilleau de Montaigu）说道：“这正是攻击罗伯斯庇尔及其党羽的时刻。”（217页）在开始攻击后，罗伯斯庇尔一直没有上台讲话的机会，当时国民公会的轮值主席科洛也在刻意阻止罗伯斯庇尔发言，之后罗伯斯庇尔便遭到逮捕。但在被解救后，躲在市政厅的罗伯斯庇尔显然有机会发表意见，但他仍沉默不语，他是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所震慑住了吗？还是觉得自己已处于非法的地位而多说无益？去到巴黎公社后，罗伯斯庇尔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依然默不作声，唯一的声响便是自杀时的枪声。他并没有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斗争那样振臂一呼而发动叛乱，他不是街头政治家，更非如巴拉斯那样的雷厉风行的武装首领，他无意领导这场公社叛乱。琼斯非常肯定这一点，他指出，罗伯斯庇尔更多的是一个通过雄辩将政治真理告知民众的爱国者，而非民粹领袖。让·马丁对这点看得也非常透彻，他分析了十月游行事件、8月10日和5月31至6月2日事件中的罗伯斯庇尔，指出，罗伯斯庇尔实际上并未策划并参与到这些民众行动中。民众暴动之时，罗伯斯庇尔往往躲了起来，他并不适应混乱无序的状况。但在事件发生后，罗伯斯庇尔便会利用他的雄辩，为民众行动构建合法性。就这点而言，罗伯斯庇尔是一个高超的意识形态政论家（参见Jean-Clément Martin, 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 Paris: Perrin, 2016; Colin Jones,The Fall of Robespierre, p. 27）。

显然，热月九日不在罗伯斯庇尔的预想之内，即使是巴黎公社获胜，那也不是罗伯斯庇尔想要的，因为在1793至1794年山岳派主政的这段时间里，维护国民公会的权威一直是他的目标。但这不表明罗伯斯庇尔与热月政变的爆发无关，政变的矛头始终对准的是他。琼斯在此书中竭力论证这一点。热月八日晚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的演说，无疑是在宣扬敌人阴谋论、鼓动清洗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当晚科洛和俾约便被逐出了雅各宾俱乐部，由此在其对手中造成了恐慌。但琼斯指出，罗伯斯庇尔并没有策划阴谋行动，或许他有意清洗政府中的腐败者，但这离一场阴谋反叛相去甚远，更不可能在第二天便有计划行事，因为八日晚罗伯斯庇尔在俱乐部的讲话结束后，便回到杜普莱的家就寝了。更何况，当晚两委员会的会议主题是和解，公安委员会成员明显有意与罗伯斯庇尔合作。因此，热月九日，既无罗伯斯庇尔阴谋，亦无反对罗伯斯庇尔的阴谋。这正是琼斯通篇都在强调热月九日是一场即兴演出，且很少使用“政变”一词来形容这一事件的原因。在琼斯看来，国民公会粉碎了罗伯斯庇尔图谋登基、实行专制统治的意图这一说法纯粹是热月神话的产物。

但罗伯斯庇尔确确实实与其山岳派同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更多的是双方在施政理念上的分歧，而不是个人冲突。琼斯对此谈到了不少，但限于主题，并未给予足够的笔墨，而许多恐怖统治研究则已经对此给出了详尽的解释。瓦迪耶一手炮制了卡瑟琳·蒂奥（Catherine théot）丑闻案，指控帝奥以女预言家的角色在写给罗伯斯庇尔的一封信中，暗自将罗伯斯庇尔支持最高主宰崇拜节与以西结预言新耶路撒冷等同起来。该案体现了两委员会中的去基督教化支持者对罗伯斯庇尔自然神崇拜的不满。瓦迪耶也借此暗讽罗伯斯庇尔（关于这一事例，莱昂斯已做出了详尽的研究，参见Martyn Lyons, “M. -G. -A. Vadier [1736-1828]: The Formation of the Jacobin Mentalit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0, No. 1 [Spring, 1977], pp. 74-100）。卡尔诺（Lazare Carnot）与圣鞠斯特在军事策略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卡尔诺支持征服战争，试图将由公民士兵组成的北方军转变成职业军队，圣鞠斯特则反对征服、主张严格的共和国防卫战，卡尔诺也与罗伯斯庇尔的和平主义相抵牾。在热月九日前夕，正是卡尔诺将巴黎的国民卫队炮队调往了前线，借此削弱了巴黎公社的力量（琼斯、布吕奈尔、莱昂斯都谈到了这点，详见Colin Jones,The Fall of Robespierre, p. 326; Françoise Brunel,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pp. 85-86）。牧月二十二日法令（或称大恐怖法）也分化了两派，该法规定治安案件可以绕过公安委员会，简化审判程序，这令公安委员会成员感到不满（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p. 83）。总之，罗伯斯庇尔与两委员会另一派的矛盾，主要是治安、宗教和军事等方面的政见分歧。因此，热月九日并不是罗伯斯庇尔怪异恐怖的言论导致的，也不是热月党所称的一场终结恐怖统治的政变，热月九日根植于山岳派内部两派的观念和政见分歧。

罗伯斯庇尔也不该被认为是“恐怖”的始作俑者。实际上，1793年山岳派主政后，相比于已经进入救国委员会的丹东，罗伯斯庇尔仍远离政治事务，此时恐怖统治已然开启。罗伯斯庇尔那句著名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致命的，没有美德的恐怖则是孱弱的”广为传颂，往往被视作罗伯斯庇尔鼓动恐怖的证言，但罗伯斯庇尔意在向无套裤汉表明正义的优先性，而非鼓动杀戮（这一观点参见Jean-Clément Martin, 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 p. 240）。还需注意的是，热月九日塔利安之所以率先攻击罗伯斯庇尔，正是因为罗伯斯庇尔收到了塔利安在波尔多的不洁行径的线报，他将塔利安的情妇卡巴吕投入监狱，并试图惩戒塔利安。琼斯在全书开篇便仔细检视了该案。此外，罗伯斯庇尔也召回了残酷镇压里昂叛乱的富歇（Joseph Fouché），欲指控其反革命。就此而言，罗伯斯庇尔虽然呼吁以“恐怖”来打击共和国的敌人，但他并未直接参与到恐怖实践之中。比亚尔的恐怖研究对这点有所呼应，他认为恐怖行径更多是由当地的紧张局势和当事人行为导致的，巴黎的中央政府并未组织实施，因而也不负直接的责任（Michael Biard, Pascal Dupuy,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ynamique et ruptures, 1787-1904, Paris: Armand Colin, 2008, p. 135）。至少罗伯斯庇尔没有直接的责任，他不应该背负恐怖统治沉重的血债。为此，琼斯在此书中坚决拒绝使用时代错置的“恐怖”一词（469页）。此外，热月九日之后，恐怖远未结束。更甚者，此后暴力成了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日常手段，再也不需要罗伯斯庇尔那样的辩护（Jean-Clément Martin,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 p.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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