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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科林·琼斯笔下的热月九日)

琼斯,罗伯,巴黎七月十四(科林·琼斯笔下的热月九日)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千钧一发之际，手握绝对优势却未敢直捣黄龙，亦是变数。科芬阿尔率领的营救队伍在救出安里诺后，人数占优，且有大炮加持，攻下附近仅有护卫队防守的国民公会剧场大厅绰绰有余。但是，或是慑于国民公会的威望，或是在未收到攻击命令情况下不敢轻举妄动，科芬阿尔的队伍调转方向，返回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亦是举措失当。在有先发优势的情况下，巴黎公社大会宣布了禁出令，防止议员离场，希望以此增加出席率和防止大会信息外露，但此举使其失去了争夺事件解释权和争取巴黎民心的先机。早已集结在公社广场的国民卫队士兵也是群龙无首，始终得不到公社明确的解释和命令，致其逐渐丧失耐心，离散回家。部分队伍最终加入了国民公会一方。巴黎民众和各区议会，在没有得到清晰命令和权威的解释前，犹豫不定，未敢先行支持某一方。正因此，拥有独立印刷所的国民公会从始至终都在坚持编辑、印刷、派发当天的告示，逐渐树立了自己权威、合法的形象，赢得了巴黎民众。

这便是科林·琼斯笔下的热月九日，国民公会和巴黎公社各自布局，但缺乏全局视野，危险和机遇同在；巴黎谣言遍布，民众陷于信息迷雾之中。面对传来的互相对立的信息，核心街区的民众游移不定，莫敢贸然站队，与此同时，偏远街区的民众则全然不知巴黎中心正在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波。琼斯借此表明，不同于标志着大革命爆发的7月14日和君主制倒台的8月10日，热月九日是一场“即兴演出”，它的意义不够明确，仍有待构建（468页）。由此我们回到了行文初始所引用的库尔图瓦报告，它将热月九日刻画为一场议会战胜暴政的政变，这一说法成了之后督政府的官方解释。琼斯的认识与之截然相反，他试图还原真实的热月九日，赋予该事件以本真意义。

一幅表现热月政变的绘画。此图片中罗伯斯庇尔被一支手枪击中。

作为民众运动的热月九日

在恐怖统治中，革命政府热衷打压巴黎民众运动。1793年末到1794年初革命政府清除了激进的埃贝尔派和忿激派。此后，革命政府也未放松过对巴黎民众运动的压制，包括拒绝巴黎各区要求举办“人民之友”节和“最高主宰”节的动议，以及取缔为了庆祝弗勒里大捷的联谊宴。1794年春天对民众社团的打压便被称作“芽月惨剧”（drame de germinal）。甚至在热月九日前夕，巴黎警察局（l'administration de police de Paris）已在密切监管最高工资法将要引起的工人示威，并命令马尔斯军事学校（l'école de Mars）的青年士兵驻守热月十日的巴拉和维亚拉烈士纪念节，以防工人骚乱。布吕奈尔在其篇幅短小但洞见迭出的著作《罗伯斯庇尔的败亡》中便说道：恐怖统治逐渐形塑了体制主宰的政治文化，革命政府对挑战政府权威的自发群众运动抱有深刻的不信任（Françoise Brunel, 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Bruxelles: Editions Complexe, 1989, p. 29）。

虽然左右派史家对于“恐怖”的理解截然不同，但在这一恐怖统治实践观上，双方怀有共识。罗伯斯庇尔主政的革命政府剪除了群众运动，但同时也破坏了自身的执政基础，最终遭到了反噬。这一最终的节点便是热月九日，它被看作是恐怖统治的结束、革命政治的“右转”，或是罗伯斯庇尔革命逻辑的终结、大革命对1789年原则的回归。总之，大革命被认为完成了“去恐怖化”或“去民众化”（depopularization）。对于这些解释，琼斯深感不满，并对传统的历史事件遭到忽视而感到失望。关于革命政治，他相信热月九日仍有许多需要解释（Katlyn Carter, Interview: “24 Hour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An Interview with Colin Jones”, Age of Revolution, March 7, 2022）。在琼斯看来，热月九日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运动。早在2014年，琼斯便在一篇论文中阐明了自己这一史观。他认为热月九日的巴黎民众并非漠不关心政治动向，而是虎视眈眈地观望政治局势，随时做出行动。“‘民众的漠然’是一个神话。”（Colin Jones, “The Overthrow of Maximilien Robespierre and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Peopl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9, No. 3 [June 2014], pp. 697; 706）此外，琼斯认为，热月九日也不是一次政治右转，因为发起政变的两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公会代表几乎都是山岳派，并且，巴拉斯、瓦迪耶、俾约、科洛都是恐怖政策的主政者，塔利安更是臭名昭著的外省恐怖缔造者之一。琼斯这种对热月九日事件的理解在很多地方都受益于马丁·莱昂斯（琼斯在就读研究生期间曾听过莱昂斯的课程），在后者看来，热月九日是左派内部的一场政变（Martyn Lyons, “The 9 Thermidor: Motives and Effects”,European Studies Review, Vol. 5, Issue 2, 1975, p. 125）。但有一点除外，当莱昂斯认为“要想解释热月九日事件，不能不考虑到巴黎各区的消极被动”时，琼斯则指出，巴黎各区及其民众是主动热情地参与到这一事件之中的。

于是我们能看到，琼斯在此书中花大量篇幅刻画了一幅巴黎民众的政治图景。虽对恐怖修辞和恐怖政策已显疲态，但巴黎民众仍热衷观看大革命广场断头台的行刑场景；热月八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也得到大多数会众的积极反响；因不满最高工资法，工人骚乱一触即发，以至于热月政变当天行人看到巴黎公社广场集结了许多国民卫队士兵，还以为是工人在集会示威；标志着大革命战争转守为攻的弗勒里大捷更是让巴黎民众欣喜若狂，使其爱国热情高涨，由此催生了联谊宴运动（la campagne des banquets fraternels），并促进了热月九日各区之间的友善运动（The fraternization movement）。友善运动的形成源自重新恢复活力的巴黎区议会。得益于该运动，热月九日晚上的政治消息才能迅速传播，并使得之后国民公会的胜利得到了全面而彻底的宣传（487页）。因此，1794年夏天巴黎民众的政治热情依然高涨，群众运动远远谈不上因为革命政府的镇压而偃旗息鼓。

国民卫队也不容忽视，他们也是巴黎民众的一部分。国民卫队士兵之前只能由出身中产阶层的积极公民担任，如今全体男性公民皆能担任，他们轮值时是民兵，平时则是平民百姓。在热月九日中，这些国民卫队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因为他们的参与，巴黎公社才能在初期占据着先发优势。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国民公会才能最终占得胜势。琼斯对此颇具洞见，他认为，比起已遭政府削弱的巴黎区议会，国民卫队士兵更能代表巴黎舆论。相比之下，无套裤汉只是巴黎民众的一小部分（486页）。

琼斯非常清楚，虽然热月九日的巴黎民众并未像7月14日、8月10日和5月31至6月2日那样，依据某一具体的诉求而主动发起反叛行动，但这事出有因。热月政变事出突然，民众没有太多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并且，国民公会和巴黎公社两方的民众动员来得很晚，民众没有充足的反应时间（24页）。事件高潮时段更是正值深夜，此时忙活了一天的民众亟需休息，无暇他顾。此外，在有限的获知信息的手段下，巴黎民众面临着内容互相冲突的消息，他们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方，更不知道哪一方能获得最终的胜利，残酷的恐怖统治举措至少让他们学会了谨慎行事以尽量站对边（487页）。等他们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已是翌日罗伯斯庇尔一行人坐在囚车行往大革命广场的时候了。尽管如此，在琼斯看来，巴黎民众的的确确积极热情地参与到了热月九日中：深夜被惊醒的民众竭力打听发生了什么；国民卫队士兵在看到“宣布非法”的告示后，纷纷响应了国民公会的号召；翌日囚车路旁的民众更是欢庆暴君的倒台。琼斯总结道，“热月九日是最为典型的巴黎革命日（the most Parisian of Revolutionary journée）”（28页）。科林·琼斯这一史观不乏先例，布吕奈尔在《罗伯斯庇尔的败亡》里便已表明：“事实上，人们不能忽略巴黎民众在热月九日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能对热月10日早晨发布的声明视而不见：‘巴黎各区配享祖国，当之无愧。’”（Françoise Brunel, 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p. 74）但琼斯的独到之处在于，他通过对热月九日这一天的细致描绘，让巴黎民众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展露无遗，从而为这一史观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阐释，几乎让人无可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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