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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有哪些(清代书籍世界的写法与读法)
书籍,清代,文献世界名著有哪些(清代书籍世界的写法与读法)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此外，作者还特别注意那些散发人性光彩的人与书之接触，而许多章节所研究的问题实是人与书相依相偎的关系。在研究黄金台赠送书籍时，作者注意到与书籍相关的“拜”“谒”“呈”等字眼，表明黄金台交游中人际关系的不对等，从而揭示黄金台赠书的意图。这种从词语出发的分析，将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精髓，把语气、情感、态度等融为一炉，为书籍史研究着上珠圆玉润的人伦之光。果不其然，在一系列分析之后，作者揭示黄金台特有的“推赏、赞助式的购买”，认为内中隐涵赠送的意味，故围绕黄金台的书籍流传始终“伴随情谊的传递”。基于此，徐雁平审慎地认为，中国传统的书籍赠送具有双重文化意涵，即书籍不仅是“有价之物”，它同样是“前商品时段”的“有情之物”。这样一来，就将书籍史的研究推向情感维度和人伦层面，使其落地于传统人情社会，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议题。如果说西方的书籍史研究理性化特点十分明显，至此，作者缓缓道出了书籍史之于中国实践的温情一面。可以说，从情感角度解读书籍史，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浸润在许多章节的字里行间。
至于方法而言，除书籍史等新文化史的一系列新方法外，如果细加揣摩，则作者在书中还显示了一种“重返文献学”的素朴坚守。不必说如上的比照关联法，单是书中各章节涉及的文献排比、资料辑录、目录整理、统计表格等等基本手段，都是一种坚实而有力量的文献学研究的示范。
六、“书籍史 ”的潜能与边界
《清代的书籍》展示了书籍史研究所带来研究潜能，即它能在各个方面激活文学、史学及其细分领域的既有成果。然而，正如作者在全书结语所言，本书仍是关于清代书籍史或文献文化史的“整体史”梦想的阶段性成果。这也表明，书籍史研究仍有诸多可能。这里所要展望的是“书籍史 ”，即书籍史可以和许多既有研究深度结合，例如在学科方面，关于文学的阅读仍是值得探讨的领域；而在专题文献的研究上面，也有待进一步的开掘。以本书较常使用的日记文献为例，尽管使用日记将近一百种，但与清代存世日记上千种相比，仍显不足，使研究略受掣肘。譬如作者利用日记探究地区性的书籍网络，往往以单一或少数几部日记为基础探究，不免令这些日记作者成了当地书籍网络的中心人物。作者虽对此颇为警觉，如认识到“管庭芬在书籍交流网络处于中心位置，可能有一部分是日记视角的强化”。但以少数几部日记为核心材料，很难避免出现此类情况。此时，从单一或几部日记得出的结论要“迈向整体”就不容易办到。弥补个别日记在视角上的局限，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建立区域性或者群体性的日记，如以书院日记群书院学生的阅读，以学政日记群研究学政赴任所携书籍及其“在地化”阅读等等。通过建立一个中等规模的日记数据库，以此切入某一时段和区域的文献文化史，结论的普适性或将大为提高。当然，如果抛开整体史和连贯史的迷思，那么关于清代书籍世界的一个个小专题的书写，本身就是清代书籍世界历史的呈现。这种致力于呈现“众声喧哗”而非格式化、教条式历史的书写方式，在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有很好的呈现，读者不妨参看。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此外，书籍史从小专题迈向整体史，可能要对更多种类的文献进行连片式的宏观处理。与许多描绘清代书籍交流的论证方式有些差别，本书建立的每一个小专题多集中在某类特别的文献上。例如研究清代读书人如何通过书籍建立知识共同体时，作者多赖日记文献，而对同样具有人情味的书信等文献关照略少。这方面，固然是作者“矫枉过正”地提醒人们更加注意日记等边缘材料，不过如果纳入书信等文献加以研究，结论或将更具普遍性。正如英国学者阿比盖尔·威廉姆斯（Abigail Williams）所著《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第四章“获取读物”所示，该书注意到社交性交流是英国人十八世纪获得书籍的重要手段，而论证的材料多是书信（第171页）。两相比较，可知利用书信材料较宜见出人际互动的感性一面，而利用日记文献则论证更为具体且更能呈现书籍交往的实在证据。不同的文献具有不同的特点，若能综合利用，或许一个个关于清代书籍史的小专题可更加完备，所得结论也将更具穿透力。
不过，即便关于清代书籍史的众多小专题都能陆续达成较优的研究成绩，一些问题仍继续摆在我们面前：“书籍史 ”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引入书籍史的研究视野究竟要把我们的研究带到何方？是挑战清代历史研究和清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结论吗？如果是，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挑战？挑战哪些？抑或是，在重返清代政治史和区域史的研究趋向中，书籍史可以有多大作为？一旦书籍史的视角和方法变得不再新鲜，它究竟能为清代研究留下了什么。换言之，“书籍史 ”如何嵌入清代研究的传统议题，我们在探索中如何把握这种嵌入的深度并有意识地沉淀它的成果？
抛开如上较为沉重的提问，《清代的书籍》至少揭示了清代书籍史研究诸多可能的方向：其一，清朝中西部及边徼地区的书籍流转值得探索。正如作者在本书前言所述，《清代的书籍》所关注的空间实际上“几乎是清帝国东部区域的叙写”，对于清帝国的西部、中部、北部的广大区域的书籍流动，仍有诸多开拓的空间；其二，不妨重视清代上层文人的读书世界。本书关注了许多清代中下层读书人的书籍活动，固然是“眼光向下”的方法自觉使然，但在许多时候，上层文人的书籍活动毕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其三，清代书籍流转的一些机制尚待梳理。譬如清代官方渠道的献书问题、清代地方性书籍编刊的组织机制等；其四，测定清代学术、思想及文学动向的基本书籍有哪些。本书以成功利用《读书分年日程》与《说文》著述测度清代的读书风气和学术风气，由此开启新的话题：清代还有哪些“探针式的”书籍，有助于观测文学、思想和文化风气的动向呢？类似这样的议题，由本书生发者尚有许多，兹不赘举。
在可预见的未来，书籍史仍会是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而关于书籍史在中国的适用范围、具体实践以及最终的成果仍将面临诸多争议，然而不管怎样，后来人从事清代研究，或许再不能无视书籍的重要影响，也不能仅仅只关注“人的世界”，而忽略“书籍的世界”。
（本文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