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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有哪些(清代书籍世界的写法与读法)

书籍,清代,文献世界名著有哪些(清代书籍世界的写法与读法)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二、小专题到“整体史”的梦想

通过书籍故事描绘清代书籍状况是切入清代书籍史话题的重要途径，可一旦书写清代书籍史，就需要更进一步。在此，本书选择由小专题出发以期达成“整体史”的梦想。毕竟，给清代书籍历史绘制基本脉络，足以费尽许多学者毕生的心力。在各方面研究尚未十分成熟的背景下，追求整体史可能架空了一个原本创意十足的命题。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书籍》选择从一个个小专题出发，给清代书籍作素描。本书描绘的女性阅读、家集编刊、戏曲小说阅读、石印出版等文献现象，构成一个个趣味而有深度的小专题，从而为迈向一种可能的整体史提供了方向。

精心营建这种学术小专题，对于激发未知的知识点效果非凡。譬如，在探讨普通文人读书生活这一小专题时，《清代的书籍》将目光锁定在两种“小人物日记”——管庭芬（1797-1880）日记和黄金台（1789-1861）日记上，通过精耕细作这两部日记，使略显晦暗的清代“小读书人”的读书生活变得更为清晰。这里仅以知名度更低的黄金台日记研究为例，探索本书如何通过这部日记探讨清代中下层读书人广阔的书籍世界。

浙江平湖人黄金台，字鹤楼，号木鸡老人，从各方面而言，都是清代一位典型的“小读书人”，所著《木鸡书屋文集》的名气远不如他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如同乾嘉以后许多清代“小读书人”一样，在感知到诗文著述难以实现为文不朽的愿望之后，黄金台留心于撰写日记，其存世日记共36年，记载江浙许多 地区尤其是平湖的文献故实。浙江平湖藏书家孙振麟（1903-1952）甚至认为这批日记可与《曝书杂记》《越缦堂日记》并传后世。

通过黄金台日记，《清代的书籍》揭示了晚清文人获取书籍的基本方式以及他们通过书籍建立“知识共同体”的基本方式。作者逐条勾稽黄金台日记中的书事，统计黄金台在平湖、嘉兴、杭州等地超过65次的购书记录。经仔细研读，作者发现，每一次购书，黄金台都将清单抄录在日记中。如此一来，小镇读书人如何买书，买了什么书，这些书籍在其经济生活占据怎样的比重，就成为可以探究的话题。最终，作者提出三个颇有意思的观点：一、黄金台仅凭自己的收入刊刻文集是困难的；二、集部书籍的价格波动很大，不知名作者的文集进入市场即便低于成本价也不一定卖得动；三、清人刊刻文集的目的主要不在销售，而是作为礼物加以赠送。

黄金台《木鸡书屋文钞》书影，图自中华经典古籍库。

以黄金台为个案所得的如上结论也许不够惊人，然而这些观点在细微处提醒人们，嘉道以后文人的书籍世界与以往相比发生了许多变化。譬如，作者发现黄金台日记记载送书超过1000种，而接受的赠书不低于800种。将西方学界对礼物的研究引入这种书籍的赠受关系中，作者看到了书籍作为礼物的诸多特征，但作者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注重探究书籍作为礼物的人情网络如何形成。以黄金台所著《木鸡书屋文》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为例，每一阶段文集的刊刻及最终赠送，日记中都有较为清晰的记载。例如四集在咸丰元年刊刻，共印刷200部，至咸丰八年，黄金台总共送出了107部。作者由此推论，黄金台主动将书籍作为礼物去激活人际网络，在师友不断应和之后，以他为中心的“书籍之网”也得以建立并不断漂移。

如上所示，一个关于黄金台书籍世界的小型研究专题得以确立。这个专题的名称，最早见于作者2015年在浙江大学高研院访问时所作讲座的题名——“用书籍编织世界”。正是通过黄金台日记，作者看到一位清代普通读书人如何建立自己的书籍世界，用心经营，小心翼翼，通过一本一本的书籍，通过一个个的人与书及书与人的联系，最终成功在地方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文献痕迹，也在历史上写下了微小但不可或缺的书籍故事。基于稀见而有特色的日记、题跋等文献，本书建立了数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清代书籍小专题。虽然作者未明确声称试图通过这些小专题挑战清代书籍史的既有论述，但鲜明的“眼光向下”思路及对中下层文人的无限同情，则作者于书中多有流露。这些关怀所在，或承载了作者关于清代书籍史的“整体史”梦想。

三、写的策略：关联比较与特色情缘

清代的书籍是清代书籍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然而考虑到书籍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流动性特征，考虑到书籍与更为广泛社会的联系，选择书籍的哪些侧面进行重点书写，往往意味着研究潜在的不同目的。《清代的书籍》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握一些清代书籍史上的重要剖面，例如石印与书籍、小说阅读与书籍、女性与书籍等有特色情缘的书籍现象。所谓有特色情缘的书籍，是指在书籍写作中，特别关注历史长河里书与人的关系。事实上，书籍原本处于一种流浪的过程中，每一部书与人之经历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确定清代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固然可以照搬历史上关于书籍的论述，也可以从当代角度出发，重新梳理历史上的书籍叙述。《清代的书籍》在此关注了技术与书籍的关系，关注了代表新的阅读趣味和现代性萌芽的小说阅读，也关注了性别视角下的女性阅读状况，所体现的正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关切。

在处理这些具有特殊情缘的文献现象时，作者采取了一种关联比较的研究方法。以本书第十一章《新学书籍的涌入与“脑界不能复闭”》为例，可以看出作者有意使用关联比较法。本章内容原是以清末民初文人孙宝瑄（1874-1924）的《忘山庐日记》为主体，讨论孙氏试图以新学“换凡骨”的阅读经历。在论述孙宝瑄阅读西学书籍时，作者从日记中勾稽相关西学书籍材料，体现了处理文献的一般手段。其后，作者广泛利用《申报》等报刊资料，揭示孙宝瑄对卫生类书籍的关注。从中体现了作者处理文献较为鲜明的特点，即集中利用较为边缘的文献如日记等，并将其置于当时广泛的文献世界中，加以关联比照，从而揭示较少为人注意的文献现象。正是在各类文献的比照中，作者在《忘山庐日记》中发现孙宝瑄对于颜元、李塨之学的浓厚兴趣。这种关乎时代趋向的结论，端赖更多文献的证明。在此，作者又广泛利用江瀚、姚永概、贺葆真等人的日记加以“对读”，讨论了“与孙宝瑄同时代的作者”问题。例如江瀚光绪二十三年六七月份日记显示他与汪康年等人致力于某件重要事情，通过《汪康年师友书札》，可见江瀚对《万国公报》《时务报》及《西学书目表》中所述书籍的浓厚兴趣。

在同一时间轴上，利用诸多日记去还原某一空间内的相似事件，是关联比照日记文献的基本思路，也是关联比较方法运用于书籍史写作的一次显露。早在2013，徐雁平即发表《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通过对读翁氏父子的日记，更正晚清北京沙尘天气平均数的统计，并指出“每一类型文献有其局限性，但它们彼此关联, 形成一个相互呼应、补充、修订的文献系统”，从而呼吁研究者通过比照关联揭示文献特质，最大限度发挥每一类文献的独特价值。《清代的书籍》的许多章节将以孤立的书籍和文献现象处理成与广阔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文献网络，正得益于“比照关联方法”的自觉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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