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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有哪些(清代书籍世界的写法与读法)
书籍,清代,文献世界名著有哪些(清代书籍世界的写法与读法)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四、“群”的眼光与材料使用
诚如上文所示,比照关联法的核心不在于并不在于最终的比较及推演,而在于如何建立有效且具备比较性质的文献系统。毕竟,确立清代书籍史的每一个专题研究,建立何种文献体系,直接关涉比照关联法能否有效运用,也关系到研究能否得出较为切实的结论。在此,《清代的书籍》致力于关注那些具有多元向度的文献,并以此建立立体的文献门类,进而为研究打下牢靠的基础。
从本书第八章《女性与书籍》中,可见作者致力于建立立体网络型文献门类的努力。在这一章节中,作者多次利用日记、回忆录、笔记、诗文集、书目题跋等类型文献,最终发现清代女性获得书籍的特殊“自在氛围”。本章就研究缘起而言,是关注女性的书籍从哪里来,想要解决的是女性的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为此,作者必要深度介入女性书籍所在的世界,而那样的世界只有在多元文献的比较中才能凸显。故作者先期即有意以女性与书籍的联系为核心搭建了广泛的文献群。在这样的一个文献群中徜徉,作者当然可以轻松解释书籍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样态,描绘书籍阅读如何助力女性完成文化传递等历程。
本书所涉《范氏三女史同怀诗抄》序及正文,咸丰刻本
可以说,“群”的视角是作者组织材料进行专题突破的重要手段。2022年5月,作者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献集群”与近代文学的新拓展》,该文将这种以“群”视角看待研究材料的方法揭示而出。作者认为“文献集群在狭义层面指一组同类型文献,在广义层面则指一组密切关联的文献。”而近代文学的文献集群主要包括四个系列:“一是某一作家较完整的著述系列,如诗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其他著作;二是某一作家之交游群体的较完整著述,据此可组织出其交游网络中的关联著述系列;三是某一作品的多种版本形态,如手稿初稿、定稿、初刊本、修订本等等;四是某一主题或某一类型文献,即在以人为中心之外,以事和文体等方式组织出的文献集群,如日记、家集、地方总集、闺秀集、翻译文学、海外游记、政论文等。”这一对近代文学的归类,同样部分地适用于清代文学研究。在《清代的书籍》中,作者施展关联比照法的基础,正在于不断建构许多个中小型“文献集群”,从而定向突破清代书籍史的一个个难点。
五、读法的姿态:开放式与探索性
对那些不满足于从本书中仅仅学到关于清代书籍史事实的人而言,问题在于:《清代的书籍》应该怎么读?
本书作者关注书与人的密切关系,尤其重在书及其所流动的世界。这意味着这本书在许多时候是连续的整体。但是书籍的历史与人的历史毕竟差别较大,因此,最好不要把本书当成首尾一贯的、有明确结论的书来读,而应当将其作为书籍史探寻的阶段性过程加以理解。本书在这方面的性质,与其大量运用日记进行研究的尝试高度一致。在过去数年间,几乎每一项关于日记的研究都哀叹日记经常被视为一种边缘文献,同时,人们也关注日记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并谈到了日记研究的局限性。然而,《清代的书籍》透露这样一种认识:日记应当被视作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门类,它是从一种看似呆板的形式逐渐发育成思想和文学实践的中心样态的。人们完全可以根据日记作者对待日记的态度、写作日记的实践以及最终留下的日记作品,去评判他在所处时代的位置,包括家庭生活里的位置及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清代的书籍》在处理书籍史或是文献文化史这样宏大的命题时,存在类似的情况。本书把书籍视作社会文化的中心,可能给人造成高估书籍价值的印象。然而,笔者的基本看法是,书籍在晚清以前,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中心。本书的强调并不过分,它不过是展示了清代许多“书籍崇拜者”的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虽然有时是片段式的,但这些形形色色的书籍生活之吉光片羽,足够说明这种探索值得继续。
清嘉道以后,到“江南三阁”读书被许多读书人视作重要经历。此为“文汇读书”图,据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复制
面对一本在许多方面堪称开创性的《清代的书籍》,选择何种姿态进行阅读,可能导致了对此书截然不同的评价。针对此书,笔者特别提倡一种开放性的阅读策略。毕竟,对较为成熟的学科或研究较成熟领域的著作而言,基于既有学术成果,为新著作找到一个合适的学术史位置,是阅读的基本要求。但《清代的书籍》所关涉的清代书籍史研究仍在行进中。阅读这一领域的新著作,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阅读姿态,从而与那些挑战既有认知的论述进行对话。这种开放性并非无原则的吸纳,而是在关联比较中塑造自己对清代书籍史的基本认知。一方面,应当与本土书史或传统文献学研究的诸多成果进行比较,看书籍史为书籍研究和清代研究带来了什么。另一方,应注意比较本书与海外书籍史相关著作,例如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孙修暎《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制造》等相互比较,以期形成中国本位的书籍史的研究。更不能忘记的,是将清代书籍史与前代(如宋元明时期)及现代的书籍史进行联想与对照,以便见出书籍在清代的特殊样态。同时,将书籍视作某物,还应关照清代其他物品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譬如高彦颐新著《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妨视作《清代的书籍》的姊妹篇。同样将文人的贴己之物视作特殊情缘的文献,两书在揭示物品之于文人的关系时,都关注到抄手、匠人这些技术性的人员的生活,也关注到人与物的特殊情感,不过在如何论述及结构这类专题上,两书差异明显。
如果从陈寅恪所谓“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的学术三维度出发阅读《清代的书籍》,本书在三方面均有所成绩。以新材料而言,本书大量使用某些边缘及稀见类文献,例如全书有意识地大量使用日记文献,深度利用日记高达42种,参考日记文献近100种。这种对日记等稀见文献的大量使用,助力作者揭开许多“被遮蔽的”清代书籍史及文献文化史的微观世界。关于这方面,笔者另有《清代文献文化史的“日记之眼”》(《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五辑下待刊)予以阐发,在此仅略作揭示。此外,本书引述日记材料多原文照录,颇便读者。而所谓的“新问题”,则在全书11个专题中均有所体现,综合而言令人印象较深刻的是作者特别指出清代书籍的“流动性”,而文献的流动是清代文献内在气韵生动的根本。这是从基础上认识是否可从书籍角度研治清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命题。无论是清代书籍的流转,还是某类书籍凸显所征兆的时代性阅读风气问题,均是作者对这一命题的回应。显然,这一重要命题还有待继续探讨。近来学界对晚清以来的西学阅读及中西书籍和思想的交流的再度关注,实际仍可置于清代书籍的“流动性”中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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