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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有哪些(清代书籍世界的写法与读法)

书籍,清代,文献世界名著有哪些(清代书籍世界的写法与读法)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尧育飞

如果让你谈一本清代的书籍，你会首先想起哪一本？《红楼梦》？《随园食单》？抑或是《浮生六记》？

长达268年的清王朝，孕育了许多书籍的故事。其中的任何一本，按照文献学的基本研究办法，无疑都可以做一篇考究的文章。可是，如果想给清代的书籍描绘大致轮廓，讲述它们的物质形态和内容，谈谈它们的著述、编辑、刊印、流通和阅读的情况，一本本地考究下去似乎于事无补。根据有关统计，清人著述超过20万种，在数量上已令人望而生畏，遑论旷古烁今的《红楼梦》和《四库全书》，甚至在今天衍生出“红学”与“四库学”这样的显学。描绘清代书籍的样态，于是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如何讲述清代书籍的故事，如何在历史脉络中宏观把握清代的书籍，如何妥善看待清代书籍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位置，这些问题回答起来都不轻松。可是，它们毕竟值得回答。新近出版的《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徐雁平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以下简称“《清代的书籍》”），从许多方面看，都像是在回答以上几个问题。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结项专著的第六卷，《清代的书籍》以11章的篇幅，论述清代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的11种现象，展现了数十个耐人寻味的书籍故事。全书以“书籍的流转”为脉络，重点关注了“书籍的生产”、“书商的作用”、“书籍与清代学术风气”等九类特色文献问题，体现了作者对文献流动性的高度重视，对“动态的文献”和“有社会情缘的文献”的深切关注。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始终秉持“群”的思维及“眼光向下”的关切。而全书所引入的“书籍史”视角以及最终关注的“文献文化史”，则为清代书籍的研究导引了许多新的议题。

一、如何描绘清代的书籍盛况

道光十年（1830），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十年前，听闻高邮王引之（1766-1834）准备刊刻著述，扬州人汪喜孙（1786-1848）于十一月初七日写下一封信，自告奋勇地为王引之提供了一份关于书籍运作的总体方略。

就刻书而言，汪喜孙认为，王引之的著作是必传之作，应当像宋版书一样，从全国各地选取精良的纸墨，运抵北京开雕刷印，以便著述传之千秋。就书籍的流通而言，汪喜孙认为这些著作应当参与更为广阔的书籍大市场，并永久地藏之名山，即它们应当被纳入东亚书籍交换市场、国内藏书机构贮藏系统、海内外书籍贸易体系。以刷印二十部著作为例，汪喜孙认为，其中应当有两部著作投入东亚书籍交换市场：一部由陈奂转交苏州书市，通过与日本书坊沟通，换取《群书治要》等书，另外一部交给北京琉璃厂书坊，以换取朝鲜图书。此外，有九部著作应当贮藏在国内藏书机构：其中三部呈交阮元，放在阮元在庐山、西湖、焦山三地所设的“书藏”，一部交给曲阜孔氏家族，三部交给徽州紫阳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一部交给宁波天一阁，另外一部连同书板珍藏在高邮王氏家庙。最后剩下的九部则加入到海内外书籍贸易体系中，部分交给广东的洋船，运销海外，部分交给江浙书坊，拟定合适价格，以换取所需的数十百种图书。

尽管尚无证据表明王引之采纳了汪喜孙的建议，但汪喜孙这份书籍运作的总体方略，却揭示了清代书籍丰富的意涵。彼时一位著名学者的著述刊布，已然触及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书籍大市场。而学人对书籍流转的深度了解也表明：围绕京杭大运河和南方广阔的海洋线，清帝国的书籍在河海之上“流动”，参与东亚乃至全球的图书交换。在流通之外，清帝国的书籍还拥有书藏、藏书楼等各种相对稳定的归宿，从而为地域性的读书环境和持续性的学术传统奠定基础。

以上，是《清代的书籍》所讲述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从王引之的著述刊刻出发，最终生发出对清帝国海内外书市思考的大问题。而类似的书籍故事，在《清代的书籍》中并不罕见。

小说戏曲里的清代书事，是《清代的书籍》经常讲述的又一类书籍故事。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翻开清代著名小说《儒林外史》，我们很难不被文中所涉书事所吸引。不必说忠厚的马二先生，以及他所提拔而终于变质了的匡超人，单是供给马二的文瑞楼等书坊，就足够表明书籍的流通如何塑造了许多读书人的命运。关于这些书事，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有较多的引述，以此说明这个时代的出版已深刻影响了通俗文学。而通俗文学则将书籍作为题材，不断“反哺”书籍的助推之功，这些正是书籍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显现的必然结果。

生活离不开书籍，则那些反映世俗生活的作品，包括小说、风俗画、春宫图等等，就一再把书籍作为一味必要的调料。《清代的书籍》中利用了《儒林外史》《老残游记》《桃花扇》等经典文学作品的典型论述，所要说的无非是，书籍已渗入清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许多读书人家都藏有《红楼梦》之类的小说。篝灯课读之余，母亲为子女讲史，父亲为下一代说《红楼梦》。这些温馨的读书故事，既存在于小说，也是清人日常生活的写照。而《清代的书籍》则通过细心编织散落在诗文集、日记笔记、书目题跋、报刊图像等文献中的边缘材料，将其娓娓道出。

《湘乡曾氏藏书目录》中有关小说类读物的记载，原藏湖南图书馆

于是，在作者笔下，我们通过书籍故事看见了清代书籍的盛况以及这种盛况中一幅幅流动的图景。譬如关于清代书籍贸易中心的变迁，作者先讲述了清初慈仁寺的书肆故事。康熙年间，有人屡次想要拜谒身居高位的王士禛（1634-1711），却总不能成功。其人于是向徐乾学（1631-1694）求助，徐乾学为其指点云，每月三五之期在慈仁寺书摊守着，准能逮见王士禛。该人谨遵徐乾学教诲，果然见到王士禛。康熙四十年（1701），当王士禛预备还乡之际，门人禹之鼎（1647-1716）为绘《载书图》，很快征集到86首诗作赠行。这种以书为媒的风雅意象将整个慈仁寺的书事推向了历史的高潮。

然而，道光二十三年，当何绍基（1799-1873）、张穆（1805-1849）等人决定在慈仁寺兴建顾炎武祠时，慈仁寺这一胜地早已不复清初繁盛书业贸易中心的模样。事实上，乾隆以后，京师的书业中心转移到琉璃厂。李文藻（1730-1778）在追忆性的《琉璃厂书肆记》中，记载了至少31家书肆的名号。而《清代的书籍》则利用朝鲜燕行文献增补了数个书肆名号。这是《清代的书籍》讲述关于书籍贸易中心变化的又一个小故事。

本书尤为注意清代书籍的流动特征，而书估则是书籍流动的重要推手。图为“归安卖书人”，见董棨绘，许志浩编《太平欢乐图》，学林出版社，2003年

由上不难见出，在讲述一个个关于书籍的故事之余，《清代的书籍》致力于把话题引向深入。通过文献缀辑，运用关联、比照、统计等方法，作者最终的关注点在清帝国流动的书籍。在作者看来，“书籍的流动能缓解或模糊一些来自观念或阶层的阻隔，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上层精英与底层读书人、官方与民间并不是紧张或界限分明的对立关系”。以书籍的流动为线索，《清代的书籍》串联起清代中下层文人与书籍的密切关系，展示了清代文献著述、编刊、流传、阅读等一系列过程的历史现场，体现出一种“回到人间、回到日常生活”的可贵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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