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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是什么(王水照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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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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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六册,舒展编,花城出版社出版)不是很重视,后来我接触一些材料知道,《论学文选》的编目,钱先生是花了很大力气去指导舒展编的。原来我看这部《论学文选》,很多都跟现实有联系,不免心存疑虑,后来才知道这是钱先生同意的、认可的一个编目,读者可以利用这个目录进入他的学术世界,这个很多人还不太重视。我想,阅读的结构也是了解钱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途径,钱锺书的研究也可以尝试从这条路走。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的一页
钱锺书先生在家中
您在11月21日召开的钱先生纪念座谈会上,也就是您这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谈到了三个遗憾,其中一个就是遗憾未能完成一部《钱锺书学术评传》。这部书您原本打算的写作结构,是不是也与这里提到的阅读体系相关联?
王水照:钱先生的传记已经很多了,我觉得对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应该有一部学术评传。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以钱先生的主要著作为纲,一部一部地写下去,比如先是清华时期他的学术发轫期,再到《谈艺录》,到《宋诗选注》,到《宋诗纪事补订》,到《管锥编》。可惜的是,我只写了第一章就没写下去了。现在连这一章的稿子,也没找到,本来这一章也是打算收入我这本新书中的。内容倒是在几所大学做过讲座的,材料、观点、结构都已经比较完整了,但是都不知道丢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一时找不出来,也就只好作罢。这第一章的标题我就拟作“作为大学生的钱锺书”,就是讲他读书十年的历史,由入清华开始,到他归国,十年的学术成果已经非常可观了。他们这群民国时期杰出的学者,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量发表文章。钱锺书在清华读大学时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大多数发表在《清华周刊》《新月》《大公报》这些刊物上面。最近正好季羡林、夏鼐的日记也出版了,他们三个人都在清华读书,前后相差不久。有人统计,季羡林大学期间在这些刊物发表了二十七篇文章,比钱先生还要多,夏鼐也有十五篇。当然,他们这些文章也显现出一个不同,季羡林、夏鼐的文章许多都是翻译文章,而钱先生大部分是书评。比如他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评《一种哲学的纲要》等等,有些西洋著作是刚刚出版不久的。也有一些考证文章,比如《小说琐征》,也是读大学时在《清华周刊》发表的。清华时期,钱先生的学问已经显示出两个结合:一个是家学或者说乡邦之学(常州学派)与清华新式大学的学术相结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学术源头。另一个,从学术门类来说,主要是将文学跟哲学、心理学以及其它学术的结合。钱先生在大学时已经显示出这个格局了,我在这一章里就想讨论、研究这个格局后来是怎么发展演化的。此外,清华时期的钱先生还表现出两种精神,一是发愤著书的精神,当时他计划写两部书,一部是《中国文学小史》,现在还留下单篇《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部是《周易钱氏学》,他关于“道可道,非常道”有条批语,大意是“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周易钱氏学》”。现在《中国文学小史》我们知道他确实动笔写了,《周易钱氏学》究竟有没有动笔写还没有资料证实,但是这至少显示出他非常旺盛的著书精神和强烈的意愿,他要写书的。另一个精神,就是向他人特别是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比如他向周作人挑战,向父亲挑战,向好朋友挑战,批评性的文章比较多。作为钱先生学术的发轫期,清华时期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后来钱先生的学术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他许多学术观点在清华时期其实已经定型了,其基本观念后来没怎么变,比如对文学的定义,那就是《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说的“五色无定,随人见性”,又比如对历史的看法,在清华时期也已经比较稳定了。如果我们能够理清楚,哪些是变了的,哪些是一直没有变的,清理出钱先生的学术发展脉络,再从“照着说”到“接着说”,那就能有力推动我们的研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一步步写下去,比方你有文章论《谈艺录》,是从“宋调”一脉的艺术展开论着眼的,郑朝宗先生编过讨论《管锥编》的论文集,等等。这样写一部学术评传,我觉得是能够呈现不一样的钱先生的学术世界的。
王水照先生在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
这样的思路确实不同于现在绝大多数的钱锺书传,学术含量很高。另外,您还跟我提过钱锺书研究中的一些“未解之谜”,是不是也是您曾经打算专门写文章的?
王水照:所谓的“未解之谜”,是社会上一些人的说法,其实有些“谜”我就能解。比如说《宋诗选注》初版于1958年,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革”结束后再版,有人疑惑,钱锺书为什么没有删除这段,当时政治空气已经变化了,为什么不删?非但不删,反而还加了一段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65年,1977年才发表出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难解释,就是钱先生认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观点,他觉得毛主席对文学源和流的剖析是正确的,甚至认为那是“常识”,当然就用不着删。加入《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那段内容,就更是如此了。这封信主要是谈“形象思维”问题,你得了解一个背景,“形象思维”在“文革”前是作为“反动大毒草”被拿来批判的。1966年,《红旗》杂志发表了郑季翘的文章《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这位郑季翘当过东北一个省的宣传部副部长,文章就是把“形象思维”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否定的。“文革”中搞批斗,那时候经常会挂个牌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某某”,当时李泽厚是“形象思维”论的肯定者,但他年纪还很轻,“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好像还不够资格挂,就给他扣上“反动的形象思维论的鼓吹者”这么一个帽子。“文革”结束后,周扬他们就想搞清楚这个“形象思维”在科学上到底成立不成立?就委托文学所编了本书《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汇编,这个工作就是钱锺书、杨绛负责的。《人生边上的边上》收了这部分内容,并且注明了这次工作的情况。钱先生对“形象思维”是完全肯定的。毛主席这封信一公布,我们都很欢欣鼓舞啊,当时文学所的同事感觉都很好,毛主席这么一说,这个问题不就有定论了嘛!因为文学所大部分人还是主张文学要有形象思维的。这样回头看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面特意加上这一段,就很容易理解了,他就是认同这个观点。
原来有这么一个背景,这样来看确实就很容易理解钱先生为什么要引毛主席的那封信了。关于《宋诗选注》里面还有不少谜,像您的书里面又再次提到了不选《正气歌》的问题。另外,大家对《宋诗选注》的选目,好像也总是不太满意,虽然钱先生在《模糊的铜镜》里已经解释过了。
王水照:《宋诗选注》选目的问题,因为这部书编成出版时,我还没有到所里工作,所以具体的经过我不是特别清楚。据我了解,钱先生是有个最初的选目的,所里开会集体讨论的时候被否掉了。我个人感觉,他现在这个选目可能是听了会上的批评意见后,有点负气,所以题材上国计民生的诗选得多,唐诗风格的选得多,体裁上律诗、绝句选得多,这些都不是特别能反映宋诗的特点。宋诗里古体诗应该算是很有特色、很有成就、很能体现宋诗特点的一种诗体,但钱先生选得少。黄庭坚的诗也选得太少。我估计那次会上的批评意见起了作用,钱先生可能就负气按照你们要求的口径来选。譬如要烧一条鱼,你最好有桂花鱼,我烧出来的味道会比较好。你现在给我弄些低档次的“猫鱼”,那我就做这类鱼,不过我照样能够烧出好味道来。这当然就靠他的评注了。这是我的一个猜想,没有把握。总之,我个人觉得钱先生是有点负气的,这个选目并不能真实反映钱先生的主张。所以,也就不能够以《宋诗选注》的选目与其他的选本比较,进而得出钱先生持有什么样宋诗观念的结论。如果真要从选目来看钱先生的宋诗观念的话,那得去看手稿集,他在手稿集里是一家一家摘抄过去的,你可以看看他究竟抄了哪些诗,这个就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了。当然,他摘录诗句,也有各种不同的目的,有的不一定是那首诗艺术水平多么高,而更可能是他觉得里面有些问题可以讨论,引起了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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