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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杨绛,译作soga什么意思中文(男的说soga女的回什么)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往事已成过去，将来的好事但愿人人有份；坏事呢，留给寻求坏事的人……

而董燕生认为将“Érase que se era”译作“往事已成过去”属于“不知道这是西班牙旧时民间讲故事开头的套话，根本不能照字面直译”。于是他改了句序，把这一句放在了后面，译文变成：

好事人人摊上一份，坏事专找是非之人。从前啊，有一回……

问题是所谓“旧时讲故事开头的套话”，这个“旧时”是什么时候？董译本借重的克莱蒙辛注文最后说，注者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即多以“Érase que se era”开头。但这条注文前面也分明说了，更早的小说家们写的故事里，“好事”“坏事”云云也是这个套语的一部分。马林注本、利科主编的塞万提斯学院本，都如此解释。杨绛在“留给寻求坏事的人”之后，有注说“西班牙民间故事，往往用这种方式开场”，当然是知道这个观点的。之所以照字面直译，是为了呼应此后的两句，这是不同的译法，而不能算错。反而是董译本在此调改句序，用中文烂熟的“从前啊，有一回”这样的译文，割裂了这一连串套语的完整，显得比较拙劣了。

马林编注本《堂吉诃德》

杨绛的译文几乎每个长句都重新加以调整，甚至有时一个段落几句话都会改变先后次序。这其实是杨绛所讲的“点烦”之义所在，她提出这个概念时，树立翻译史上的“殷鉴”，便是早期佛经汉译的“胡语尽倒”。不按汉语的习惯，把外国句式照样搬来，那样的话，才是构成了双重叛逆：“既损坏原文的表达效果，又违背了祖国的语文习惯。”塞万提斯本人也是促狭鬼，恶作剧地在小说里号称译自摩尔人的一个手稿，告诉我们原作是多么絮烦：“译者把这些琐屑一笔勾销了”，倒好像先跟杨绛约好了一般。

不同于民国时代的傅东华或是戴望舒，杨绛、董燕生这两位译者都未曾将翻译《堂吉诃德》视为自己分内的使命。董燕生曾回忆往事，说“我从未把翻译《堂吉诃德》纳入到自己的工作日程当中”，是1992或1993年间北大教授赵振江、段若川两位向出版社推荐他来译《堂吉诃德》的，于是就用了一个月审查杨绛译本，“最后吃了定心丸，有了胆量”。

杨绛从事文学翻译，更像是命运安排。1952年秋，她进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外国文学组工作时，已经四十一岁了。此前，她接触文学翻译工作，只有一个杂志上的短篇，和两本很薄的小册子。作为她在入文学所外文组前的翻译成果，无论如何，资格都是不够的。杨绛之最终能够译成《堂吉诃德》，除了她本人勤奋努力，更重要的是身边有钱锺书的指点和引导。

宋淇和钱锺书、杨绛，还有傅雷、吴兴华、邵洵美，也许还可以算上冒效鲁（他请傅雷帮忙润饰译作）等等，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曾形成了一个或亲或疏的学术圈子。讨论或臧否当时的翻译，显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后来，钱锺书被指派去做《宋诗选注》，进了古典文学组，自己有诗为证：

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

但他有一位进了外文组、必须要做翻译文学工作的太太。一向严厉的傅雷虽然早就对杨绛的翻译贡献出最大程度的赞誉，但钱、杨完全不认可他的称赞，更不接受他的指导，因为杨绛的翻译背后是钱锺书，没必要别人插手了。杨必译萨克雷之《名利场》，情形也是如此。傅雷致宋淇信中曾说，杨绛、杨必姊妹的翻译，几乎得到了钱锺书无微不至的指点，有“语语求其破俗”一说。所谓“破俗”之“俗”，非谓世俗、通俗之“俗”，而是对现代西方文学经典汉译史中缺乏才、学、识之大多数翻译家的批评之语。今天看来，是要和任何带有恶劣习气、不学无术之翻译的对立。如果严苛地要求，杨绛的翻译当然也还存有不少问题，因此她才会不断修订，甚至重译。

杨绛，与钱锺书，摄于1962，时正开始由原文翻译《堂吉诃德》。

我们在最后应该重温杨绛所译塞万提斯序言里的第一段，联系这个译本的人世背景来看，令人感触极深。他们并不乞求自己的成果被别人因某种偏爱而完全认可和赞美。因为，惟有引起公正和准确的评价，才是最有价值的：

清闲的读者，这部书是我头脑的产儿，我当然指望它说不尽的美好、漂亮、聪明。……我不愿随从时下的风气，像别人那样，简直含着眼泪，求你对我这个儿子大度包容，别揭他的短。你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你有自己的灵魂；你也像头等聪明人一样有自由意志；你是在自己家里，一切自主，好比帝王征税一样；你也知道这句老话：“在自己的大衣掩盖下，可以随意杀国王。”所以你不受任何约束，也不担承任何义务。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意见，不妨直说：说它不好，没人会责怪；说它好，也不会得到酬谢。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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