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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美国人类学家抗议“反暴动运动”。
1970年11月9号,约瑟夫(Joseph G. Jorgensen)与沃尔夫在《纽约评论》联合发表了“一个特殊补充:人类学在泰国的敌对情绪”,该文可谓“重磅炸弹”,在人类学届掀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米德作为听证会大法官接受了来自两边的批评和辩护。沃尔夫他们在文中写道:“我们捍卫人类学家的完整,他们的具体知识和经验是建立在第三世界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很明显他们从事反暴动相关形式的秘密调查,给留下了好印象”。尽管沃尔夫等人的举动非常勇敢,但是也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经过米德漫长的调查,该报告被拒绝,米德宣判,指摘人类学家卷入泰国“反暴动运动”是不成立的。
《一个特殊补充:人类学在泰国的敌对情绪》。
有限的资金会限制研究,而在冷战时期,资金可获得的提高突出了诱人的前景,但在实际上也限制了一些研究项目的范围和用途。“911事件”给美国敲响了警钟,在过去的19年,冷战发生了很大形式的转变,它指向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给他们提供课题资助,资助他们的海外田野调查,实现与国家安全部合作的新形式。这笔钱对于这些有助学贷款的、想上大学的需要钱的学生而言有着极大的吸引力,“40年前CIA从来不会在高校招募”,因此,冷战又在以新的形式延续到当下。这些课题项目投资巨大,大卫将其称为“后冷战时期”,而新的反暴动运动又在形成之中。对大卫和与他拥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人类学家自身而言,他们组织起来公开反对、抵制这些正在发展中的新冷战计划,其中之一是诸多人类学者参与的“人类地形系统计划”(human terrain system program)。因为他们的抵制,这项阿富汗和伊拉克军队在美国占领期间招徕人类学者加入其中的计划终止。“我们大声抗议这是在滥用人类学”,值得慰藉的是,这种滥用人类学的批评成为主流观念,“AAA在很大程度上谴责这项研究是因为我们的抗议。”
结束语:走在工具价值的前面
讲座的最后,大卫阐述了政治经济组织对美国人类学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双重影响——接受资金以开展人类学在不同区域的各个研究项目,以及将成果用于情报工作的道德失语。
大卫在结论中说道:“我从事的这项研究好像是编写驾驶说明书,我的想法是,在你驾驶的时候你可以真的看到确实存在盲点(blind spots)。我想,在我们生活的时间里,我们并不总是思考政治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环境、影响塑造我们寻找问题的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放弃了对麦卡锡主义下背景的追问——冷战期间,我想很多人类学家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军事经济在震动他们所做的学术工作这一认识并不以为然。但它对人类学家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改变田野工作的方向,抑制田野工作的其他议题和面向。另一点是人类学的双重用途(dual use)。很多CIA资助的学术调查,项目参与者和研究者并不知道幕后的资助方是CIA,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他们感兴趣的‘纯学术’。”大卫表示,在考察冷战时期资助机会对美国人类学的一些“诱人”的影响时,我们很容易低估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学者接受国家机构资助的程度,这种忽视使得资金来源与人类学家的政治倾向之间无法确定具体的关系,但这些关系的力量和广泛分布引发了一个问题:谁从冷战对人类学的介入中获益?当然,国家安全机构和人类学学科本身都从这些关系中获益。国家获得了基本的知识,人类学家可以在世界各地工作,即使他们不经常自由地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和研究的应用。冷战显然开创了大额资金指导下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问题往往是由有特定议程的机构,而不是由独立的人类学家选择的。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资助机构将“决定哪些问题领域值得他们支持,并奖励那些研究符合认可类别的学者”。以前来自通过学院讨论确定研究方向的动力,现在直接从各机构发布的指令或者命令到达学者。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基金会持明确的立场反对所谓的左翼偏见和社会研究的用途,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资助机构采取了具体政策,以“避免认同社会改革运动和福利活动,特别是与社会主义的不幸关系”。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完全可以自由地研究这些问题,相应的费用也由他们自己承担。虽然进步的社会研究通常站不住脚,但是社会研究应该为国家安全国家在冷战中提供服务的观念很少受到道德上的质疑。因此,为了便于获得研究资金,学者在问题取向上的偏好显现了出来——支持发展和现代化制度比质疑这些制度的要多,研究社会主义消极因素比研究积极因素的多——也许最重要的冷战偏见是总体上对唯物主义人类学观点的反对,这一趋势驱使许多唯物主义者潜入地下,或使他们用晦涩难懂的参考文献和繁琐的逻辑来掩盖自己的著作。
“盲点”与人类学的双重用途。
最后,大卫对于人类学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展望,反思是需要一直存在的,而人类学的历史和研究的背景则永远不能从反思的对象中忽略:“他们并不真正思考‘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它可以被使用吗?’等问题。我对于思考‘可获得的基金是如何塑造我们从事的某种工作’、‘全球政治、国家计划等政治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我们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人类学家这个群体发生了什么,我想我只是揭开了人类学黑暗、古怪的表面。在这些关系之外,人类学仍旧生产非常有趣和有价值的知识。但是它从很多渠道被污染,它和这些外部力量签约越多,所有这些伦理议题都会提出伦理相关的重要议题——是战争让人类学的伦理问题变得异常尖锐。AAA发表第一部《伦理法典》绝非偶然。它让人类学家思考不要做对当地人有害的研究、当地人自愿参与并拥有知情权、不写秘密报告、警惕他人可能会利用自己的研究等潜在危险。最后我认为思考这段历史极为重要,不仅仅是我在进行美国人类学史演说,所有国家都有他们自身的政治契约关系,以诸多不同的方式和用途在征用人类学。这当然超出了我的演讲范围,但是对于我而言,看待这段历史非常重要。”
“其原因是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当下还在应用。走在正在进行的前端是有可能的,我就在那里”。
责任编辑: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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