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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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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丹丹/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 李媛媛/上海大学2020级人类学研究生

我一直觉得，疫情迫使人们在家门口打造全球化环境，而2020年秋策划《人类学史》金课系列讲座，则是我从教以来做的一场最大的教学改革，它集合了美、英、韩、中等四国若干人类学家的力量，开拓了研究生相对封闭的学习视野，带来了持续将近两个月的“杂食者盛宴”。自2018年9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系举办的“杰出讲座”时邂逅他后，作为台下听众之一，我想提问又没勇气，离开会场后错失良机的懊悔心情还如此真切。2020年9月24日上午十点，我和大卫在“失联”近一个月后隔着腾讯会议的屏幕相见时，这一刻，五味杂陈。大卫·普莱斯（David Price）的讲座安排在第四讲，有偶然的因素，不过在整体安排中，却又有命运的必然的意思，它几乎构成课程所指向的当代人类学主题的灵魂。

“冷战是如何形塑美国人类学的”讲座宣传海报。

2019年8月回国后，我开始在面向本科生的《人类学史》课程中陆陆续续地讲授他的大作《冷战人类学》，通过邮件断断续续地恢复交流，中间经过了外事交流项目申请又未果的挫折，就这样一直到腾讯会议的这次线上会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逢。讲座事宜敲定，我的团队很快设计出海报，海报中，一个美国大兵的灰色身影下，是一个在废墟瓦砾前低头呵护片片枫叶的小女孩剪影，它是如此惊艳，一下子击中我给设计师描述的背景知识的主旨：“冷战是东南亚民族国家四分五裂的直接动因，越南、泰国、老挝、印尼等均是冷战激烈的争夺地。在海外战场的开辟下，人类学家也被输送过来，表面上进行海外人类学的调查，实际上是给军方做情报前哨。这非常复杂，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类学家的选择和做法都不一样”。在为大卫撰写“作者简介”的时候，我在他的个人网站发现他在五彩缤纷的背景前的青年照片，比起这张他给海报设计师提供的近照，年轻的桀骜转化为温和的沧桑，我的五味杂陈又无法言说的心情汇聚在我为他的讲座预告撰写的“广告词”中：

略带忧郁气质，颓然而不多话的情，一己之力逆向奔跑，David Price，伯克利杰出讲座教授，来至十月的上大讲堂，这场位移，同样因为有回国后细沙成流的闪转腾挪，而终踏浪而来！

David Price青年时期照片与近期照片。

2020年10月14日上午，“冷战是如何形塑美国人类学的？”讲座如期开始。大卫巧妙地将对冷战研讨的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即那些挑战FBI和其他机构既得利益的人类学家受到的监控和骚扰，和另一些自愿或不知情地为军事和情报机构做出贡献的人类学家的历史事实；以及冷战至后冷战时期，人类学学术机构与军方调查部门交易关系的形成、延续与演绎出全新形式的过程。这相当于将伯克利“杰出讲座”中歌颂勇敢的不屈服于政治迫害的人类学前辈与《冷战人类学》结合起来，既让我重温了2018年9月在伯克利聆听那场讲座的过去场景，又使我聆听了一场高度浓缩的《冷战人类学》作者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奇妙的际遇，第一次，英语交流不再是道阻且长的艰难跋涉，而是被强烈的表达欲和冲动占据的激流勇进，再加上大卫又是一个愿意包容各种奇奇怪怪“外国人”英语发音、具有足够耐心和敏锐识别力的学者，我像是站在不同长短的竹筏上，伴随不稳定的水面浮动，澌澌向前行进。

一、掀开一段“不存在”的历史扉页

讲座开始，大卫提出了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20世纪美国人类学的历史如何被更深刻的政治经济力量形塑？经济基础与知识系统如何发生关系？接着，他向中国听众系统地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围绕档案田野，他在过去二十年间先后完成了“冷战人类学”诸多著作：《人类学的情报工作：人类学知识在二战期间的部署与忽视》、《威胁人类学：麦卡锡主义和FBI对人类学积极分子的监视》、《冷战人类学：CIA、五角大楼和人类学双重用途的滋长》、《武装人类学》等。围绕着硕果累累的作品，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缘起与研究历程：1989-1990年对埃及斐尤姆绿洲的灌溉体系进行田野调查，完成了博士论文《埃及尤姆绿洲的灌溉演进：国家、村落与输水损失》。1985-1990年期间在弗罗里达人类学系担任马文·哈里斯的调查助手时，就听哈里斯时不时谈及冷战时期人类学的“那些事”，这引起了他最初的兴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投入“冷战人类学”的议题。

《人类学的情报工作》、《威胁人类学》、《冷战人类学》、《武装人类学》书封。

而当越来越多地了解冷战时期的人类学的讯息时，他发现“这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没有人写过这些东西，然后它就不存在”。如何收集“不存在的历史”？大卫通过访谈活跃于冷战时期的人类学家，了解当时人类学界与的合作模式以及在具体工作过程中那些让他们“感觉奇怪”的地方——故事的讲述者无法了解全部的真相，主观个体的叙事逻辑与官方版本不同，但也正是那些“让人感觉奇怪”的地方，才能作为蛛丝马迹暴露出历史背后的部分真相。

作为获取研究资料方式之一，大卫根据FOIA（信息自由法）向提出公开与自己研究有关内容的申请。《信息自由法》旨在向所有人提供联邦机构的信息，任何公民都可以申请从任何机构接收联邦记录和文件。申请人不必提供请求的理由，但如果机构不公开相关文件，则必须提供相应的理由。实际上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许多机构，如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通常会拒绝许多被认为符合公众利益的信息请求。大卫表达了他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虽无权拒绝他的申请，但会出于“保护”的目的寻求各种借口，同时设置较长的等待期使研究进程难以推进。高校亦然，为了调查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和军方的覆盖关系，他以FOIA之名给耶鲁大学写了申请书，结果得到这样的答复：“我必须告诉你CIA既不能确认也无法否认任何机密或转变关系，或者带着任何特殊的个人组织或其他实体，对于发展这种个人关系感兴趣……我们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这种信息存在……”如此冠冕堂皇的信函答复，FOIA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拥有信息共享的自由，相反，会有各种各样的权威机构讳莫如深：“你的假设是错误的，放弃你的猜想吧，不要再追问了！”不仅如此，即使到手后的资料也存在大量编辑过的痕迹。例如，资料中被认为是需要隐瞒的细节，会进行马赛克处理，对于隐去的部分的托词则是“调查仍在进行当中”。面对重重困难，大卫表现出了他的乐观主义的一面，“即使有很多关键信息不可见，剩下的碎片依然可以被拼接起来去揭开真相的一角。”

二、默多克的告密信

玛格丽特-米德的FBI档案中的一页。

之后，大卫对在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背景下人类学家受到迫害的历史事实，以及冷战时期美国人类学的发展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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