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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47年,美国的军事和情报机构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成立而重组。1948年6月12日,NSC特别项目授权中情局进行秘密行动和情报行动。1949年的《中央情报局法》规定,中央情报局有权进行国内和国际活动,负责收集和分析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活动期间,它设想自己是一个精英机构,利用公民的智力收集信息。早期的中情局收集全球知识,作为监测和控制国际事态发展的一部分。该机构设想,即使是通过随机收集所获取的知识,如果有组织并且可检索,最终也可用于提高情报能力。
在同一时期,公开追求唯物主义或者批判地研究美国社会分层的学者,都受到来自麦卡锡主义的蹂躏。这其中就不得不提默多克写给FBI第一负责人,也是美国秘密的头儿——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长达五页纸的告密信中,波及到的12个在他看来有“亲共”嫌疑的人类学积极分子。其中,在俄亥俄州国立博物馆供职的考古学家摩根(Richard Morgan),因为在课堂上和学生讲述非裔美国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导致他的学术生涯几乎被毁。以西北海岸印第安文化研究著称的语言学家雅各布森(Melville Jacobs)(1902-1971),1920-193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训于博厄斯,他开办了一个广播电台为种族平等发声。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共产主义团体后,雅各布森卷入了种族平等运动,但他拒绝向透露该团体中其他成员的情况,这一举动差点儿让他丢失了在华盛顿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受到政治迫害的几年后,雅格布森接到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封紧急电报,要求他利用学生秘密收集目标受众对苏联最近发射人造卫星的看法。而更为荒唐的是,奥斯卡(Oscar Lewis)因研究墨西哥贫困农民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提倡应该帮助农民改善生活、改善“贫困文化”的学术努力,在默多克看来是“”的证据。基恩(Gene Weltfish)是博厄斯不多的女弟子之一,她做了大量的推进种族平等的调查研究,而在与本尼迪克特合写的《人类的种族》(The Races of Mankind)一书中,由于确立了种族差异并非是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差异,而是文化差异这一基本观点,导致她被叫到了麦卡锡议员面前,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审查,回来后的第二天,她就被哥伦比亚大学解雇了。
从左到右依次为Richard Morgan、Meville Jacobs、Oscar Lewis、Gene Weltfish。
麦卡锡迫害的直接结果是相当数量的人类学家逃出美国,流亡到英国、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美国损失了优秀的学术人才,最瞩目的恐怕是语言学界数一数二的乔姆斯基。政治审查教会了人们在迫害面前保持沉默,这可能是麦卡锡主义产生的自我审查最可怕的一面,无异于一场悲剧。
另外一结果是麦卡锡主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它放慢了批判人类学的发展脚步,学术研究被打上了“政治正确”的烙印。“如果你看到某些研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你就不去触碰这些议题,转而做其他研究。”大卫总结道,“它确实发生了,这才是1950年代的可怕所在。很多人类学家聚焦其他国家,而不去触碰国内问题。他们并不会为了种族平等而投身于平权运动,这一转变持续发生在冷战时期,它改变了1950年代,它变得可怕至极。到了1960-1970年代,很多人类学家变得非常激进,例如沃尔夫对人类学家参与的泰国调查项目的批判。”戏剧的是,当批判的声音汇聚为潮水,当年“向右转”的人类学者又一边倒地“向左转”,纷纷指责冷战时期人类学的政治“污点”。大卫在任何一种集体潮流中都尽可能保持个人的清醒,他一边走近历史,一边又拉开距离,这种自我脱离(detachment)的客位立场,与他提倡的文本分析与它所嵌入的政治经济语境联系起来的主位分析视角,可谓相得益彰。
三、被挟裹的人类学与主动卷入的人类学:“咬一块”
被麦卡锡主义迫害的人类学进步分子,与人类学家其研究调查知情或不知情地被情报机构利用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卫使用了知情(witting)或不知情(unwitting)词汇来形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与军事、情报机构的复杂关联。“这是非常困难的调查,耗费我20年时光,我花了16年才得到足够的资料开始写书,但是我又时常从研究中感受到快乐。”
1950-1960年代,许多出版社、会议披露了CIA对社会科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例如“宣传由CIA构建”,“战后学生在日本斗争”等。许多研究中心公开从中情局获得资金,中情局被描绘成一个普通、温和、为学术工作提供基金的组织,但事实真正如此吗?1967年3月,标题为“亚洲基金会得到了CIA资助”的报纸文章披露了这一事实:由普通学者组成的亚洲基金会,从1951-1967年持续接受CIA资助以维持运转。没有人知道亚洲基金会和CIA的关系,他们资助调查者到亚洲做调查,课题立项招募研究人员。而这些对亚洲感兴趣的普通学者,他们的办公室遍布除中国外的整个亚洲区域。
1951年,中情局启动了“大学联谊计划”,秘密地将中情局与来自美国50个校区的大学教授建立关系。被选定的教授会获得象征报酬,成为“顾问联系人”,他们发掘有前途的学生,指导他们参与机构内部的研究和活动,并最终成为中情局的一份子。战时服役于美国战略服务局(OSS)中的一部分学者,在战后重返大学岗位,例如,OSS的特工和人类学家库恩(Coon Carelton)共同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关于苏联人民的课程。战后美国大学开展的区域研究项目就是由OSS的毕业生负责、指导或推进实施的。许多在战争期间曾在陆军情报所(OWI)和OSS服役的人类学家加入了区域研究项目,包括杜波伊斯(Cora du Bois,OSS印度尼西亚区主任[1903-1991],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关键人物,闻名遐迩的心理人类学家)、艾立森(Alison Frantz)、菲利克斯(Felix Keesing)、马克(Mark May)和乔治(George Hanfman)都为区域研究项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揭露CIA介入学术研究与公众宣传的报道。
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类学家资金紧缺的问题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目的。从一开始,中情局就与人类学界建立了联系。战前时期,人类学研究的资金来源非常稀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随着美国开始调整其冷战姿态,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些新的私人和的研究资金来源。
中情局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人类学家可能会收集到一些“不相关”的知识,中情局的分析员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完成尚未确定的任务。哈佛大学系主任和国家安全顾问邦迪(Bundy McGeorge)公开宣称,“区域研究的传统源自情报界的要求。”而后来,承认的资金来源往往是不那么直接与国家安全国家有联系的机构:如富布赖特,美国信息服务局(USIS),美国国家信息局(USIA),SSRC,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后三者号称基金会中的“三巨头”。
拥有12000名会员的美国人类学协会(AAA)是美国最大的专业协会,有时也会秘密或无意中与中情局合作。一些人类学研究基金接受了“三巨头”和五角大楼的混合资金,大量不知情的人类学家接受了由中间组织出面的、中情局暗中资助的项目。通过查询资料和档案,大卫发现,1952年的AAA有大量的课题经费注入,而会员“目录”(directory)也在编撰中,它被称为花名册(Roster)。这个“花名册”的作用是CIA可以联系在世界各地做调查的人类学家以及获得他们需要的人类学家在海外搜集的调查信息,主管委员会只有主席、秘书等五到六个人知道实情。其中一个主管成员说道:“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它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发放到会员手中,填写个人研究履历、会何种语言、研究方向以及田野调查领域等非常细致的学术信息,参与花名册编撰的成员会得到CIA的资助。反讽的是,大卫获得“花名册”档案是从FBI那里得到的影印本。当CIA做这些事情时,FBI同样也在监视CIA。另一个案例是来自上千页教会委员会听证会(Church Committee Hearing)的报告,其中一个议会记录是该议会委员会明确了1960年代CIA广泛渗透入基金会的事实。除了“三巨头”,CIA基金在该阶段也被卷入到近半数的以国际活动为名的授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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