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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一篇名为“外国秘密协作的国内影响：CIA和学术机构、媒体和宗教机构”的报道这样写道：“虽然合作领域在海外，CIA秘密运作利用作为个体的美国市民或者通过在美国机构内秘密活动，以各种形式接触美国机构和个体，通过多种多样的手段影响大众：学者和记者搜集情报；新闻记者设计和安插宣传；美国出版届为CIA海外机构提供封面……因为美国人和私人机构的独立相关联的重要，这些秘密关系吸引了大众关注和该委员会的注意，美国人意识到迄今为止，当大学、报纸和宗教群体帮助塑造大众和政策制订者的信念时，它们的多样和合法的来源和目的一定是受严格保护的。但也必须要揭露它们，一个社会才能知悉并批评它自身，从而教育它的年轻人，解释它的历史，安排新的目标。”

教会委员会的听证报告。

这些项目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明确的研究预期，但在某些情况下，军事合同接踵而至。默多克的战时军事情报智囊团，即人际关系研究所，在加入了军事和情报情报的基础上，被转变成了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1949年，卡内基公司提供了最初62500美元所需的资金，以将这一情报工具表面上转变为“纯粹研究”的工具，与新生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无关。但几年之后，人力资源部得到了每年20万美元的赞助，其中海军、陆军、空军和中央情报局每年各出资5万美元，主要支持对四个领域的研究：东南亚、欧洲、近东和中东。

四、没有天真的“不知情”

1960年总统委员会关于国外信息活动的报告中指出，学术交流是冷战时期的重要武器，所以需要资金支持。正如劳拉（Laura Nader）所观察到的那样，“人类学被认为在构建重大世界事件中是有用的。否则，批评家们会问，为什么美国和美国公司会为这些知识买单？”冷战期间受到资助的大多数人类学家收集、分析了从社区研究到符号分析等各种主题的实地数据。文化概念的力量和人类学知识的潜在用途也没有在中情局身上消失，人类学家对特定文化差异的发现和人类学家自己，同样会被中情局和其他军事组织利用。大卫向参与讲座的中国听众分享了以下几个事例：

爱德华（Edward Lansdale）上校在伊利皮尼的恐怖活动中运用了人类学：他用一架装有扩音器的小型飞机，在怀疑是胡克人的村民上空飞过，使用人类学家对当地禁忌和神话研究成果——用加禄语对当地人进行诅咒。

唐纳德（Donald Wilber）是普林斯顿大学考古学教授，他参与了1952-1953年CIA幕后主使推翻伊朗民主选举的首相的政变。当这位伊朗候选人被选举为首相时，他在1953年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英国人从石油垄断踢出，夺回石油主权，宣称石油是人人共享的，应当将其国际化。当时英国石油公司是长年盘踞伊拉克最大最有实力的公司，这一“反殖民”举动不仅得罪了英国，也惹恼了那些在中东、南美、中美洲开采石油大发横财的其他美国公司。CIA横跨太平洋，发动政变，走私武器，帮助伊朗的傀儡国王复辟，并持续统治到1970年。在伊朗从事考古发掘几十年，作为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人类学家的唐纳德，因其广泛的人脉和资源接到来自CIA的许多合同。他利用考古发掘和研究之便，进进出出运输包括武器在内的很多物资，通过与当地人和政客的私人关系，他帮助CIA组织这场推翻民主选举领袖的政变，以重新巩固美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CIA也持续“保护”唐纳德——直到《纽约时报》在长达40-50页的报道中详尽披露了唐纳德借考古发掘的掩护与CIA、美国石油公司共谋的行径。

Donald Wilber与起义成功后的伊朗群众。

第三个人是肯尼迪（Raymond Kennedy），他20岁的时候离开了大学，旅居印度尼西亚数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通过在当地卖摩托车，为福特汽车公司驻印尼经销商工作，他在印尼获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并对当地知识有较为完整的掌握。二战期间他回到美国进修拿到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表面工作于政策服务办公厅，实际上是为CIA做情报工作。战后他回到耶鲁大学做一名人类学教授，每个月一趟坐四个小时的火车去华盛顿汇报工作。1949年他对于回到印尼从事田野调查重燃兴趣。印尼是荷兰殖民地、后被日本占领直到战后独立。当时印尼处在一个极其焦灼的意识形态两难之中：印尼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这是一个强迫的冷战问题，渗透到各种各样的对外政策，驱使美国在东南亚“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开辟它的冷战战场。于是带着这样的使命，1950年春，肯尼迪拿到了维京基金（viking fund）的资助，来到印尼观察当地政治的动向。直到被暗杀前，他都在为情报机构工作，开展密集的田野调查，每隔几个月给美国寄回他的田野笔记并发表。他工作利落而准确，田野笔记内容是任何人类学家都想要了解的当地情况，读来妙趣横生：他记录了当地人的饮食起居，村民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他对亲属关系（kinship）颇为感兴趣，田野笔记充斥着大量的“民族志”的内容。但是晚上他又会坐在帐篷周围和当地人喝酒，将谈话转到他关心的冷战问题：“你是怎么看这个国家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或并非如此的？”一方面这些问询是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它似乎也带点强迫的意思，强迫对方进入他设定的问题框架。他可能在一个村子花五天或十天的时间从事田野调查，然后转移到另一个村子。他的田野笔记确实有80%-90%可以被称为很优秀且常见的人类学资料，但是恰恰是剩余的10%——对当地人冷战看法的刺探提问——这样的隐蔽内容构成人类学双重用途（dual use）的所在。

Raymond Kennedy与他对暗杀后的墓碑题词。

还有一些更加具有干涉主义的手段，诱使有头脑和不知情的人类学家协助调查情报部门感兴趣的具体问题。大卫利用各种档案资料复原了生态学调查应用于恐怖研究的蛛丝马迹。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人脑控制项目（MKUltra），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统筹用于控制人类思想的计划。CIA对于微调控制（fine control）非常感兴趣，例如催眠是否可以运用在审讯中。中情局的人类生态调查协会基金会（Human Ecology Fund）成立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由神经科学家、脑科学家、疼痛专家组成。资助在康奈尔州和美国周边地区的人类学家，是为了调查与MKUltra项目有关的问题，延伸出审讯技术研究。值得一提的是，HEF资助的人类学项目包括三个主题，分别是、压力和难民问题。为此，HEF资助了各种不知情的人类学家，他们研究了压力和行为在不同文化中的作用和潜在用途。

1960年代末，很多美国人类学家开始反对“反暴动运动”（counterinsurgency），其中包含了村庄安置计划，为了预防共产主义的渗透，强制当地村民从自己的家园搬到指定村庄，生活在军方的监视下。法国人类学家乔治（George Condominas）在越南高地上进行田野调查。他写了一部非常优美的人类学著作，讲述他与之生活的苗人：《我们吃了森林》。几年后，他得知美国特殊军事暗杀机构将该书翻译为英文，他们在策划暗杀行动的过程中使用该书当中的信息，将该书当中描写的头人列为暗杀对象。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一切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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