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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再度为皇_忘羡之再度重生2

所载,熊皮,到了重生之再度为皇_忘羡之再度重生2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春秋时期，熊作为鲧的化身出现在诸侯和卿大夫的梦里，便带有了一种不祥之兆。《左传·昭公七年（前535年）》中记载了晋平公（前557年-前532年在位）卧病三月不起，睡梦中便梦见了黄熊，出访晋国的郑国大夫子产解梦道，“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即祭祀天地），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病症痊愈）”，原来晋平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晋国作为诸侯国的盟主，却没有像夏、商、周那样尽到祭祀鲧的义务，于是黄熊托梦提示，后来韩宣子急忙安排在夏郊祭鲧，晋平公这才病体痊愈。晋定公十二年（前500年），晋国执政赵鞅患病不省人事，睡梦中也梦见了熊，据《史记·赵世家》所载，“简子（即赵鞅）寤（睡醒），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帝甚喜，赐我二笥（sì，匣子），皆有副（首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赵鞅梦见在天帝居所玩乐，一熊一罴过来找他，天帝便让他射杀了它们，赏赐他两个盒子和他儿子一条翟犬。不久，赵简子路遇一位奇人为他解梦：“帝令主君灭晋二卿，熊，其祖也……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翟犬者，代之先也”，原来杀熊预示着赵鞅灭掉范氏和中行氏，而翟犬则预示着赵鞅的儿子日后攻灭代国。此外，天帝还告诉他，“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也预示了晋国的国祚。

图4：熊形石嵌饰，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藏

到了汉代，西汉废帝（即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白日做梦中看见了熊，也预示着他短命的皇帝气数。据《汉书·五行志》中所载，“昭帝时（前87年-前74年），昌邑王（刘）贺闻人声曰“熊”，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贺不改寤，后卒失国”。龚遂一语成谶，刘贺只做了27天皇帝就惨遭废黜，成为汉代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后来还被迫离开了自父辈起便一直生活的繁华的昌邑，移居到了豫章（今江西省吉安市以北地区）的一片泽国，这种昔日的天降异象想必在刘贺的心目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他的墓里便发现了一件熊形石嵌饰的神情举止中便处处透着狡黠和诡异（图4）。

图5：南阳新野出土画像砖上的熊、凤和双龙穿璧，河南博物院藏

图6：南阳新野樊集乡出土画像砖拓片（局部）上的羿射、熊和蟾蜍、伏羲女娲形象，河南博物院藏

远古神熊崇拜中人们在熊身上追求永生的寄托在汉代得以回归，当时社会普遍崇尚后升仙的思想，于是红山文化中象征不的熊、凤形象出现在了墓葬的画像砖上（图5）。另外，此处熊与蟾蜍的一同出现也加强了熊原本所带有的不寓意，据黄晖《论衡校释附编一·论衡佚文》所载：“羿请不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谓蟾蜍”；在熊和蟾蜍的下方还出现了伏羲、女娲交尾的形象（图6），其中也同样蕴含着阴阳交合以生万物，代代不息的“永生”含义。

图7：武士斗熊画像砖，河南许昌博物馆藏

在现实生活中，熊是汉帝国宫苑中畜养的野兽。汉元帝时曾发生了熊从虎圈跑出来惊动圣驾的事故，据《汉书·卷九十七下》所载，“建昭中（前38年-前34年），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冯婕妤舍命护驾的事迹被收录于《列女传》而流传后世。除虎圈外，最著名的当属长杨宫射熊馆，该馆最早为秦昭王所建，汉成帝在位时，曾观胡人在此斗兽，据汉代扬雄《长杨赋》所载，“明年（注：《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引汉书成纪云：元延二年（前11年）冬，幸长杨宫，纵胡客大校猎是也），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罝罘（fú，捕猎用网），捕熊罴豪猪，虎豹狖（yòu，一种黑色长尾猴）玃（jué，一种似猕猴的大猴子），狐兔糜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qū，围猎野兽的圈），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汉成帝向胡人夸耀中国禽兽众多，征发百姓去终南山捉回各种野兽，放到射熊馆中让胡人徒手与之搏斗（图7）。后来，射熊的传统从北魏、唐、辽、金，一直延续到清代。《魏书·太宗纪》中记载了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在神瑞二年（415年）北巡途中射杀了一头白化熊：“（夏四月）辛酉，次于濡源（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筑立蜯台。射白熊于颓牛山，获之”；唐代李商隐在《献侍郎钜鹿公启》中也有“柏台侍宴，熊馆从畋（tián，田猎）”的记载。

狩猎得到的熊皮有一部分被做成了蔽泥（马鞍下的垫子，用于遮蔽尘土泥沙），据《西京杂记·卷二》中所载，“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当贰师将军李广利从大宛国带回了汗血宝马，汉武帝就命人将熊皮做成了蔽泥，“（熊皮）皆长二尺者，直百金”，当时的蜀郡富商卓文孙拥有熊皮蔽泥多达百余双，于是汉武帝“诏使献二十枚”；还有一部分被做成了熊席，在继天子、诸侯所用之物后，又为达官显贵人家的女子所钟爱，据《西京杂记·卷一》所载：“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中设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不能见，坐则没膝，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皇后赵飞燕的妹妹、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喜欢卧于熊席之上，再后来，古乐府中所记载的歌女莫愁嫁到豪富卢家后，亦是“膝坐绿熊席，身披青凤裘”（唐代寒山《诗三百·三首》）。

图8：鎏金熊形青铜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汉代，赤熊还是朝廷政治清明的象征，据《太平御览·兽部·卷二十》转引汉代佚名《孝经援神契》所载，“赤熊见则奸佞自远”；《金石索·石索四·武氏石室祥瑞图二》所收录的修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的武梁祠画像题铭中也有“赤罴，仁奸明则至”的记载。或许正因如此，后来的汉代席镇中也出现了熊的形象，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土于安徽省合肥市的青铜熊镇，此时的熊早已摆脱了汉废帝刘贺墓里的熊的那种诡异，而是一种憨态可掬的蠢萌形象（图8）。除此之外，这样的形象也出现在器物足上（图9）。

图9：鎏金熊形器物足，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藏

赤熊的政治寓意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当南朝梁武帝改革宫廷乐制的时候，作为宫廷雅乐的“十二案鼓吹”中，熊罴便成为了乐案上唯一的装饰形象。据《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九》中所载，“梁武帝始设十二案鼓吹，在乐悬（周礼中宫廷正乐有关钟、磬乐器设置数量和方位的乐制）之外以施，殿庭晏飨用之，图熊罴以为饰”。到了隋朝，“隋炀帝更于案下为熊、罴、䝙、豹腾倚之状，象百兽之舞，又施宝幰于上，用金彩饰之。奏《万宇清》、《月重轮》等三曲，亦谓之‘十二案乐’”，隋炀帝在熊罴之外增加了䝙、豹的形象，以与《尚书·舜典》中“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相附和。后来到了唐代，“十二案鼓吹”的乐案装饰重新回归了熊罴形象，据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熊罴部》中所载“其熊罴者有十二，皆有木雕之，悉高丈余，其上安版床，复施宝幰，皆金彩装之。于其上奏雅乐，含元殿方奏此乐也，奏《唐十二时》《万宇清》《月重轮》三曲，亦谓之‘十二案’。”后来五代时期，据《宋史·志第七十九·乐志》所载，由于当时的分裂政权都是“三、五之兴”，所以导致了“礼乐不相沿袭……礼乐之器沦陷”，于是乾德四年（966年）春，宋太祖赵匡胤“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其制：“设毡床十二，为熊罴腾倚之状，以承其下；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即舞乐开头部分）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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