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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再度为皇_忘羡之再度重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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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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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疆

数千年来，中国人对熊的印象可谓跌宕起伏。从最早的神熊崇拜，到以熊为氏，再到梦熊的吉兆，乃至后来寓意朝廷政治清明，以及寄托于熊的“不之身”以求永生，古人对熊都钟爱有加；但与此同时，带有政治失败色彩的而化熊，以及拆“熊”字为“能火”的凶兆，又让人们“谈熊色变”，近代以来甚至将熊作为西方列强之一的写照。这其中既有充满想象力的浪漫色彩，又有对现实的理关照，让熊的形象成为中华文化史的独特见证。

图1：“女神庙”遗址出土熊爪泥塑件和第十六地点一号冢M4出土玉凤，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藏，任疆 摄

早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熊是我们祖先最早的图腾崇拜之一。在公元前3500至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的“女神庙”中便出现了泥塑的熊和凤凰（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其残件介绍为鹰，似不妥，可对比参照第十六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的玉凤，见图1）。先民们对于熊冬眠的朴素认知，将熊视为与涅槃重生的凤凰一样拥有长生不之身，因而才有了最初的神熊崇拜。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作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玉器之一的“玉猪龙”更准确来讲应当是“玉熊龙”，是由一只冬眠中的熊的形象抽象而来（图2）。到了炎黄时代，黄帝所领导的部落以“有熊”为名号，据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原一带有熊出没，另一方面或许是早期神熊崇拜的延续，后来黄帝部落又以国为氏，“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

图2：熊冬眠（左）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玉玦形龙（辽宁省博物馆藏）对比图

图3：熊首玉人，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藏

到了尧舜时代，尧以治水不利为名将鲧处，鲧的魂魄便化身为黄熊，据《礼记正义·卷十二·王制第五》所载，“昔尧殛（jí，杀）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鲧的魂魄之所以化身为黄熊，与上古时代的神熊崇拜不无关联。后来禹成功治水，因此当上了部落首领。上海博物馆藏楚国简《容成氏·简20》记载道，“禹然后始为之号旗，以辨其左右，思民母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禹号令天下四方所使用的旗帜中，代表其部落所处天下之中的旗帜上便是熊的图腾。禹治水后分封功臣，楚国的先祖被封到了熊地，南宋罗泌在《路史·后纪》中记载道，“伯禹（注：禹代鲧为宗伯，故称“伯禹”）定荆州，季芈实局其地。生附叙，始封于熊，故其子为穴熊”，从附叙的儿子开始便以熊为氏，于是后来楚国的国君名字中也多半都带有熊字。

商周时期，历史文献中多有进献熊的记载。周文王早年被商王帝辛羁押在羑里城，散宜生散尽千金购得一只黄熊献给商王，商王大喜之下便免除了周文王的罪责，《淮南子·道应训》中记载了此事：“纣拘文王于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黄罴，以献于纣。纣见而说之，乃免其身。”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所说的熊、罴并不是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同亚种，而只是雌雄或体型的区分：“熊是其雄，罴则熊之雌者，罴力尤猛而甚害人”（《尔雅翼·卷十九》），“小者为熊，大者罴”（《钦定盛京通志·卷十五》）。周成王在位（前1042-前1021年）时，周边少数民族部落曾向周天子进献熊，据《天中记·卷六十》引《周书》所载：“成王时东胡献黄熊”，“成王时不屠国进青熊”。在周代，梦见熊是一种吉兆，最有名的便是“飞熊入梦”的故事，据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所载，“却说西伯侯（即周文王）夜做一梦，梦见从外飞熊一只，飞来至殿下。文王惊而觉……有周公旦善能圆梦。周公曰：‘此要合注（即注定）天下将相大贤出世也’”，周文王夜梦飞熊，后来听从周公指点，“乘驷马车出猎，巡狩寻贤”，最终遇见了大贤姜子牙。《诗经·小雅·斯干》是一首庆贺西周贵族宫室落成时的歌辞，里面也歌颂了梦熊的吉兆：“吉梦维何？维熊维罴……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梦熊预示着生儿子，将来就可以成为君王：“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梦熊生君王的吉兆甚至影响到了一千多年后，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开国皇帝苻健便是其母梦大熊而生。

在周礼中，熊是勇武善战的象征，据《春秋左传正义·卷五》所引《周礼·考工记》，“熊旗六旒，以象伐”，意思是绘有熊的形象的旗帜有六条飘带，代表了象征战争攻伐的伐星。《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中记载了当时所实行的九旗制度，即九种不同旗帜代表不同身份：“王载大常，诸侯载旂，军吏载旗，师都载旜，乡遂载物，郊野载旐，百官载旟”，而《周礼·春官·司常》中九种旗帜上的图案进行了描述，即“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兵》中解释道，“熊虎为旗。军将所建，象其猛如虎，与众期其下也”，军中将帅的旗帜上画有熊、虎图案，他们所率领的军队会合在旗下，熊和虎的形象代表了必胜的信念：“虎、豹、熊、罴，鸷（zhì，凶猛）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商君书·画策》）。

除此之外，熊皮还出现在周代礼仪中。在大射礼（关于“大射”礼参见拙作《人豹之间：从君子豹饰到豹猎归隐》）中，诸侯所使用的是熊皮箭靶，据宋代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所载，“王大射，司裘亦共熊侯，此助祭诸侯所射之侯也，亦以熊皮饰侯侧，兼方制其鹄（即靶心）”；在乡射和燕射礼中，天子用的则是熊皮靶，据《三礼图集注》所载，“乡射记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质’……白质者，谓以蜃灰涂之，使白为地，正面画其熊之头状，亦象正鹄”，将蜃壳制成的灰料将箭靶涂成白底，上面还要画上一个熊头作为靶心，“王燕射……天子诸侯特射熊麋之首”。与此同时，用熊皮制成的席子也是周天子出外打猎时所使用的坐席，据《周礼·春官》所载，“甸役（贾公彦疏，‘甸役，谓天子四时田猎’），则设熊席，右漆几”。后来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也可以使用熊皮了，据《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所载，卫灵公有一年冬天要开凿护城河，宛春劝谏道，“天寒起役，恐伤民”，卫灵公就问“天寒乎？”宛春回答道，“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卫灵公身穿狐裘，坐在熊席上，房间角落里还点着火炉，当然不冷了。另外，或许是受到上古以来神熊崇拜的影响，熊被人们赋予了逐疫驱邪的神力，以方相氏身披熊皮的方式出现在驱疫仪式中，据《周礼·夏官·司马下》所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即藏匿）室驱疫”，郑玄在《周礼注》中解释道，“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另外，熊皮帽还是周天子出行仪仗先导队伍的装束，据《尔雅翼·卷十九》所载，“熊……以皮为冠，执罼者冠之，谓之‘旄头’，乘舆之出则前旄头而后豹尾”，熊皮帽取熊出行在外不会迷路的寓意：“熊出而不迷，故开道者首熊以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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