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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积-世界水日主题班会ppt
简本,孝经,论语矢积-世界水日主题班会ppt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对此,《汉书·儒林传》所记王式在海昏废黜事后的一段事迹亦值得注意: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皆素闻其贤,共荐式。诏除下为博士。式征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 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 江翁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阳醉逿墬。
其事缘起王式的学生唐长宾、褚少孙等应博士弟子选,因弟子颂礼甚严,诸博士钦佩而共荐王式,王式衣博士衣而不冠,自云其不宜“复充礼官”。其后,王式与博士江公的争论择其要者有二:其一,江公所歌《骊驹》,服虔曰:“逸《诗》篇名也,见《大戴礼》。客欲去,歌之。”文颖曰:“其辞云‘骊驹在门,仆夫具存;骊驹在路,仆夫整驾’也。”其二,王式所对答者“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是出自《曲礼》的。由“颂礼甚严”“衣博士衣而不冠”到“在《曲礼》”,似均说明王式其人于《礼》谙熟,且执行甚笃。《曲礼》一篇见于海昏简本。《骊驹》见《大戴礼》,《曲礼》为《小戴礼》,二者并行答对,这与简本所见大量昌邑王、海昏侯国礼仪文献及《大戴礼》《小戴礼》分卷并行的情形也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被贬谪海昏,无论出于自保还是何种目的,此种情形下的刘贺仍然表现出熟谙朝仪的情态。海昏侯墓所出编号为M1:499-48的奏牍,其上墨书文字有云,“……海昏侯臣贺昧再拜上书言……再拜为秋请……元康四年”,文中的“再拜为秋请”指的就是“朝聘之礼”。《礼记·王制》云:“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汉代的朝聘可细分为“春朝”“秋请”两种,《史记·吴王濞列传》裴骃集解引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请,如古诸侯朝聘也。”可见刘贺在任海昏侯期间仍然积极履行着“春朝秋请”的义务。以上亦不由使人联想起“立则习礼容”的相关叙述。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
由上所述,《论语》《孝经》外,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见于王式,如此则在西汉时期皇室及诸侯王等贵族子弟教育中,“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论断应有误;“西汉学者专守一经”的认识,似属于昭宣以降家法兴起之通例。《汉书·东平思王传》记其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提出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研习《五经》应是汉人对诸王、列侯教育的基本认识。这里尚需讨论的是有关《五经》博士中《礼》博士的设置问题。《汉书·儒林传》论赞中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戴礼》”。王国维、张汉东早已明确指出此有谬误,《礼》博士的设置至早不过昭宣时,简本所见似亦可为补充。简本《中庸》《祭义》和《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等篇出土时与《论语》简混杂在一起,其形制、容字和书体亦与《论语》完全相同, 此部分内容多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其与《论语》简形制和书体完全相同且混杂在一起,一方面说明《礼记》中这部分内容与《论语》关系密切甚至存在“交集”;另一方面简本《礼记》类文献包括形制、书体各异的多个简本,还有一些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文,似说明《礼记》类文献直到宣帝时期仍处于“单篇别行”的状态。此外,海昏简牍中有一组记录礼仪行事的文献,这组“礼仪简”的用词和内容,与《仪礼》《乡饮 酒礼》《燕礼》等篇十分相似,是一种记录、指导礼仪行事的文本。篇题《王会饮仪》之“仪”,应是这类文本的名称。这说明,至迟至武帝中后期,诸侯国内的各项礼仪的施行,都有成文的“仪”类文献规范。沈文倬曾指出,今文《礼经》传授的第一阶段,即《礼》博士设置之前,与“礼”有关的学者有汉仪学者与 《礼经》 学者两种。“汉代实行的礼仪是排除古礼的;《礼经》 只单纯供经学传授者研习。”海昏简本的情况为上述论断增添了新的实物证据,同时也说明在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应仍仅有《后氏礼》,后苍以前并无《礼》经为博士的论断是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透过海昏简本与《汉书》记述的对照,似可得出刘贺父子之儒家“六艺”典籍传承学术谱系亦即简本所见儒家经典的学脉渊源如下:《易》:韩婴→赵子→蔡谊→王吉→刘贺。《书》:伏生→济南张生→夏侯都尉→夏侯始昌→刘髆。《诗》:辕固→夏侯始昌→刘髆。申公→瑕丘江公→鲁许生、免中徐公→王式→刘贺。韩婴→赵子→蔡谊→王吉→刘贺。《礼》:王式→刘贺。《春秋》:申公→瑕丘江公→鲁许生、免中徐公→王式→刘贺。王吉→刘贺。《论语》:王吉→刘贺。三、上文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之上,以传世文献为据,对刘髆、刘贺父子,尤其是刘贺所习儒家“六艺”典籍,结合海昏简本出土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对照。限于笔者学力,以上又仅是在现有清理释读工作条件下得出的初步认识,故拙文所论相当肤浅且未必准确,恳请方家赐正。
所云如尚可信,则目前所得认识主要有二:首先,汉武帝晚年到昭帝时期,宗室近亲已经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刘贺父子因为当时大儒的师承辅弼,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鲁诗》《韩诗》,《邹氏》《公羊》等不同学脉汇同于海昏侯刘贺一身,既构建了其“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又为西汉前、中期儒门典籍的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的视角。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熟悉,验证了通经之前先通《论语》《孝经》的传统认识;墓中所出简本《易》《诗》《春秋》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修正了“汉博士皆专经教授” 的论断,“博士不限于专治一经”;简本《礼记》诸篇与《王会饮仪》的单篇别行,既是“立则习礼容” 的鲜明体现,又反映出至迟在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情况。其次,西汉经学纷杂家派的确立,始自宣帝石渠阁会议,时距刘贺去世业已八年之遥。此后产生的各家学派叙述中对于西汉前、中期儒家“六艺”典籍的传流情况,不免有所失真。这样来看,抄写于宣帝时代及以前的儒家经典文献,则是最好的第一手资料。海昏简本《论语》用字、用词的不同,说明西汉中期《齐论》《鲁论》与《古论》的区分、定型远未完成;简本《公羊传》的不同断句,似亦可循此理解。简本《诗经》同样各自带有《汉书·艺文志》所述《鲁诗》或《韩诗》的某些特征,但又存在区别于该系统的地方,无法用西汉末年以后人们所述的家法来简单概括,这些文本相对稳定但又尚未固化的诸多情况,其实反映的均是经学在西汉中期的实际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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